真正的散文不戴面具

    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个人性的淡出淡入，精神的萎靡与张扬，同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密切相关，也即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

    按照郁达夫的说法，中国向来没有“散文”之名，现在所用，乃由翻译得来。名是一回事，实又是一回事。早在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就很发达，加上史传、策论、墓志、随笔、信札等等，古代散文的分量确实不容低估。郁达夫认为，散文当做prose的译语而与韵文相对立，不能等同于essay。看来，他是赞成把散文的限界划得更宽广一些的。

    要说散文的特点，恐怕最简括的，还是得回到个人性上面。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即使作为旁观者，看重的也是个人的眼光；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十分注重所谓“个人笔调”。散文有能力把诗歌的想象力同小说戏剧的事实性协调起来，却不为结构形式所羁限。如果要把写作同时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戴面具的。

    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个人性的淡出淡入，精神的萎靡与张扬，同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密切相关，也即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周作人曾说过：“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就是“大一统”的崩溃，是自由精神对权力的战胜。但是，这是以崩溃代替开放，毕竟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的开放。

    关于散文与自由精神的相关性，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福斯特在援引奥威尔的观点时，也指出：“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倒过来看，道路一经切断，散文也就随同思想一起完结了。

    当然，极权也不是不可以制造繁荣。在希特勒脚下，就跟随着大群的学者和文艺家；而他本人，据说也是酷爱绘画和音乐的，尤其是瓦格纳的作品。苏联曾设立斯大林文学奖，在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的指挥棒下，仍然产生了大批的电影和小说。他们可以把不断矗立起来的剧院的数目、节目单及演出场次，出版物的用纸量等等当做繁荣的指标。然而，铁腕无法掩盖的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是：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批量生产的宣传品，毫无个人性可言。在当权者眼中，所谓个人性，其实就是异质性、叛逆性、对抗性，他们怎么可能容忍异议的声音呢？仅仅凭借这一点，就足够毁掉种种繁荣的神话。

    世界上一切真正进步的文学、革命的文学，都是力图保护和鼓励个人的创造性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表明，必须在斗争中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且指出，唯此才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样，鲁迅当年之所以反对某些人提倡的所谓“革命文学”，就是因为不满于他们那种“唯我是无产阶级”的、不容异己的霸气，不满于他们对个人性的扼杀。

    因此，在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哪些是主流？哪些是非主流？它们相对应或相对立的中介是什么？它们分别给予自由个体以什么样的地位呢？

    □摘自《中国散文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