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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在根本上还与价值观念有关。要建立相对性、多元化的民主理性，就必须撼动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
“阿拉伯之春”出乎很多人意料。不过，事后看来，阿拉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近几年曾屡屡作出预言。
除了揭示政治、经济、社会的积弊，他们更是通过分析阿拉伯世界深重的文化与社会危机，判定阿拉伯大地正在酝酿巨大的变革或革命。
2008年，埃及小说家阿斯旺尼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论起埃及的处境，表示“专制统治者诛杀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而“人民一旦愤怒，一切都会改变，革命就是这样自发地、无人策划地爆发的”。
“我觉得前方有巨大的意外在等待我们。”在穆巴拉克倒台的3年前，他这样说道。相似的论述，在不少知识分子的发言、作品中也屡有表露。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声音是对此进行欢呼，感到乐观。大家的共识是，阿拉伯世界此前的状况已糟糕透顶，绝不应该持续下去。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文化上的深刻反思。
他们认识到，光有政治革命，不足以解决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而阿拉伯社会存在的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在“阿拉伯之春”中并未受到全面、深刻冲击。
“阿拉伯之春”植根于文化积弊里
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认为，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临的危机依然不够，有必要从文化与思想角度深刻审视阿拉伯危机的根源。
观念与思想的落伍，是阿拉伯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历史与文化的弊端，是阻碍阿拉伯民族走向未来的根本性障碍。
在“9·11”事件发生后，阿拉伯世界曾兴起一股反思伊斯兰文化的潮流。不过，这股潮流主要还是发生在思想精英中，并未波及广大普通民众。此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为人们对阿拉伯文化与思想进行审视提供了新的机会。
综合来看，阿拉伯知识分子提出的阿拉伯文化与思想弊端涉及多个方面：
第一，具有膜拜权威、压抑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对权威的顺从与膜拜，与对神灵绝对权威的信仰纠结在一起，使专制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大行其道。
第二，神本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盛行，不少人对宗教的理解本质上依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之囿。
第三，对西方缺乏理性认识，认为西方世界是腐败堕落的，因而排斥西方现代先进价值，思想趋于保守与封闭。
第四，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国家、社会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族群利益被置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
第五，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痼疾难以消除。
由此，一些知识分子对“阿拉伯之春”能否建立真正意义的民主并不乐观。如何看待阿拉伯社会的民主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综合问题。“民主不仅是选举和投票箱，”沙特作家图尔基·哈麦德说，“它更代表了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理应在人们走进投票箱之前深入人心，这些价值观包括宽容、接受他者、承认选民的意愿，即使这种意愿让你失望。”
他认为，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这些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是匮乏的。”
认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存在的痼弊很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阿拉伯世界面临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我们判断当今“阿拉伯之春”的意义。迄今为止，这场阿拉伯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改善民生，要求民主自由，推翻现行政权；运动并未触及存在于阿拉伯社会的上述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并未引起思想、文化层面相应的裂变，也远未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反思氛围。
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后的几个月内，欢呼与喝彩一直是主流媒体的基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媒体上的反思和质疑之声也日渐增多。一些知识精英也开始对这场运动自身进行清醒的批判与审视。其中，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之春”的评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阿多尼斯出生于叙利亚，现居住在法国，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承认这是阿拉伯现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独特的、伟大的运动”同时，阿多尼斯也对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提出质疑。
他认为，政治独裁只是阿拉伯诸多问题的一方面，解决了独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独裁者下台，在他看来，并不能根本性解决阿拉伯的问题。
“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较少腐败、较多智巧的统治者，但它不能解决造成腐败和落后的根本问题。因此，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阿多尼斯说。
在如今的阿拉伯世界，类似观点是有风险的。在阿拉伯世界的媒体上，公开发表这种文章的人并不多见。不过，阿多尼斯的观点并非绝无仅有。
一名也门记者曾有过如下担忧：“尽管革命时刻打出了光鲜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妇女、禁止男女混处的观念已经寿终正寝，因为歧视妇女的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也门社会。”
突尼斯思想家本·阿舒尔则指出：阿拉伯民主的问题在于，民主的理论和最高价值与伊斯兰社会的传统观念不符。“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在根本上还与价值观念有关。”阿舒尔说：“要建立相对性、多元化的民主理性，就必须撼动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否会在阿拉伯世界壮大，是国际社会乃至阿拉伯各国自身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阿拉伯各国的专制统治者经常祭出原教旨主义这一“稻草人”，以抗拒来自国内外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但是，几个月以来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态表明，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之春”后勃兴于各国，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组织在埃及等国的街头革命中刻意保持相对低调，但在最近的选举中，由这些宗教组织改头换面形成的政治团体，已逐步走向政治角力的前台，并已获得成功。宗教势力对国家伊斯兰身份的强调，与城市中产阶级及知识精英要求建立政教分离的公民社会诉求发生了冲突。
不过，阿多尼斯的观点格外受到关注。“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在一篇文章中，阿多尼斯这样诘问，“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
“在政治变革的同时，还需要发起另一场革命，”他认为，“首先必须全面地、根本性地审视15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切基础。实现政教分离，让宗教回归个人信仰的层面，要终结认为人是为了宗教而被创造的中世纪文化。”
重量级诗人的两封公开信：叙利亚总统和反对派都该反思
事实上，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阿多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批评专制最激烈的知识分子之一。
在运动刚发生时，他的评价也倾向于乐观和积极。但随着运动发展，并演化为暴力和战争，乃至西方的武力卷入，他的反思开始增多。
他始终没有以“革命”来形容这场运动，更多使用的是“反叛”等词。他对“阿拉伯之春”的态度引起很多阿拉伯人的激烈批评，有人甚至骂他是专制者的“走狗”。
阿多尼斯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前一天，就在阿多尼斯设有专栏的阿拉伯文重要报纸《生活报》上，有人撰文写道：假如这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多尼斯，那将是“对阿拉伯革命的亵渎”。
不过，这些反思体现了阿多尼斯的一贯态度。他反对暴力，在几年前一篇名为《要甘地，不要格瓦拉》的文章中，他曾经阐述了自己的态度：“自由也有其武器。然而，一旦这武器披上了暴力的衣裳，就会摇身变为自由本身的敌人，成为对自我和他者的一种侵犯。”
7月，阿多尼斯在黎巴嫩《使者报》上先后发表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叙利亚反对派的两封“公开信”，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对双方都提出建议和批评。在写给阿萨德的公开信中，他对叙利亚执政的复兴党作出尖锐批判，认为“复兴党虽然打着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本质上与原教旨主义并无区别”。
“历史表明，铁腕统治只能终究维持一时，‘监狱能容纳一些个人，但不可能容纳整个民族’。镇压只能造成人民的瓦解、落后、屈辱，只会剥夺人类的尊严。”阿多尼斯写道，巴沙尔总统“应该站在叙利亚一边，而不是站在复兴党一边”，应该废除《宪法》第8款——“复兴党是叙利亚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执政党”。
而在写给叙利亚反对派的公开信里，他又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阻碍阿拉伯进步的根本原因是，“斗争”仅局限于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与文化脱节，这不过是一种倒退。
“人不能只靠政治或政权的更替实现进步。”阿多尼斯说，“用血书写的历史不是历史，那是又一滴血。”
本文由本报记者张伟采访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