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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当地女人骨子里都有超级模特与罗莎·克列布的双重基因，一如当前的俄罗斯。
宽阔平整的大道，宏伟庄严的教堂，锦缎般的运河以及不断变换主题的艺术展，再加上轻松而充满人文气息的假日，一切都给我以身处西欧的错觉。面前的城市景色让人想起很多地方：阿姆斯特丹、柏林、布鲁塞尔……但又有些许不同，因为这里毕竟是俄罗斯。
圣彼得堡到了！我与母亲戴好高高的裘皮帽，迫不及待地跳下电车，摆出pose拍照。虽然还没到下雪的时候，11月的寒冷空气还是让我的脸颊隐隐作痛。广场上矗立着金光闪闪的马车塑像，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嬉笑打闹，身穿卡其色制服的军人来回巡逻。广场的那一头便是冬宫，如今，它构成了沿涅瓦河而建的博物馆建筑群的主体。
母亲1981年就到过圣彼得堡，彼时，这座城市的名字还是列宁格勒。身为曼彻斯特的一位中学教师，陪学生在“铁幕”后探索的感受很独特。“当地人都希望买我们的牛仔裤和外套，”她告诉我，“我们去看马戏团演出，那儿居然有只秃鹰！”在此之前的1965年，她与父亲还尝试过以自驾游的方式，经芬兰来到此地。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她有照片为证。
40多年前的圣彼得堡与现在最大的差别是汽车很少。母亲清楚地记得，每当他们那辆MINI小汽车停在热闹的街头，素不相识的男男女女便会聚拢过来，冲着它兴奋地大呼小叫。彼时，苏联政府严格限制进口外国汽车；而今，福特、通用、丰田等外国汽车巨头，争先恐后地将工厂设在这座城市近郊，街上的豪华轿车随处可见，经常发生交通堵塞。
另一个区别是“标志”的多少。1965年，父母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参观旅游景点，入住宾馆，兑换卢布乃至给车子加油，都得经当地旅游咨询处签字批准才行。麻烦在于，办手续的地方特别难找，外面根本看不见提示，他们为此跑了不知多少冤枉路。如今，圣彼得堡的路牌密度已经和西欧国家看齐，虽然我们仍旧不懂俄文，心里总归踏实多了。
时尚潮流紧扣世界脉搏
我们挑选了一家乌克兰特色餐厅解决午饭，这里不禁烟，穿着漂亮丝棉裤的侍者拨开烟雾，向我们致意。我示意要一瓶“汤加”（一种经蒸馏处理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甜点时饮用），对方眉宇间的笑容依旧迷人，不过显然没能理解我的意思，而是径直上了瓶伏特加。
周围再没有谁凑过来打听我们的牛仔裤——你只要到商店橱窗前走走，就会发现圣彼得堡如今的时尚潮流完全和世界同步。一路上，我们见到的俄罗斯女郎们真是高挑又时髦，她们全身上下没一件朴素的衣服：要么刺绣，要么嵌花，还有珠光宝气的挂饰，再就是货真价实的豹皮大衣，修饰得犹如塞尔福里奇（伦敦最著名的百货公司）的圣诞树那样俊俏。
起初我还有点好奇：俄罗斯女人到35岁以后还会这么打扮吗？印象里，这个国家的中年女性经常给人以肥胖、不修边幅的感觉。然而只过了一小会儿，我就意识到：所有当地女人骨子里都有超级模特与罗莎·克列布（007系列影片中首位不以花瓶身份登场的女主角，外表普通，曾以光头形象出镜）的双重基因，一如当前的俄罗斯。早晨驶离机场的路上，沿途散落着不少粗糙的混凝土板房；对比之下，眼前这富丽堂皇的街市，难道只是春梦一场？
皇权和革命都成了历史
我们在导游娜塔莎带领下四处游逛。十二月党人广场、喋血教堂、彼得保罗要塞……不过，要说最能体现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多元面孔的，仍然是东宫博物馆本身。处在中央的教堂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沙皇陵寝所在地，作为这一切的创始人，彼得一世10岁加冕登基，1703年建立圣彼得堡时也不过30岁出头。这位身高6尺8寸（约2.03米）的君主，花巨资聘请全欧洲的建筑师、艺术家、工匠共同来打造理想中的帝都，至于他自己精心勾勒的城市蓝图，据说还是从我的故乡曼彻斯特潜心习得。在彼得一世以及后继者的传承下，圣彼得堡的文化魅力得以一代代弘扬。如今，她每年吸引550万客人到访，而全市常住人口才不过450万。
或许是因为彼得大帝太过英明神武，那些同样长眠在大教堂镀金穹顶下的沙俄统治者们，给人的印象都不是那么能干。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墓藏在一个远离祭坛的单独房间里。1917年，他们全家在布尔什维克的命令下被枪决，沙皇、皇后以及5个孩子的遗体被丢进废弃矿井，直到2008年，最后两具遗体才通过DNA鉴定被找回。讲这些时，娜塔莎频频耸肩。“很惨吧，”她说，“但我认为，那些在战乱或饥荒中失去孩子的百姓更惨。”
这位女导游今年28岁，是个实用主义者。在她看来，共产党执政时期不乏好的地方——譬如教育，苏联政府很重视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孩子都能读写。而今一切按自由经济的规律运行，高昂的教育成本以及抚养孩子的繁多开支，迫使娜塔莎与丈夫至今不敢生育。
她解释说，当局在苏联解体后推动私有化，之前他们向国家租赁的房子自然而然地成了私宅。然而，新生活并不总是快乐的，娜塔莎夫妇还有她丈夫的母亲与祖母，4个成年人不得不挤在一起过日子，谁也不打算卖掉房子或将其出租，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栖身之所。
一边聊着家常，我们来到东宫对面小岛上的特殊区域：政治犯监狱。这座建筑物曾于19世纪后期拆除过一次，改建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阴森模样。将头伸进阴暗的囚室——据说这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洛茨基、高尔基等人待过的地方——我发现房间的结构经过精心设计，任何犯人都没机会同其他狱友打照面，连警卫也搞不清被羁押者的真实身份。即便如此，囚犯们还是学会了通过敲击等传递信息，直到最后一名犯人于1921年被释放。
马戏团里与孩子们同乐
随着暮色给万物蒙上朦胧的面纱，我们晚间的目的地只能选择马戏团了。娜塔莎号称动物保护人士，自然要对我们约法三章：“我不许你们去私人马戏团。那儿的动物被残酷虐待，我不喜欢。俄罗斯的每个城市都有国立马戏团，想去的话我双手赞成。”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赶在演出告一段落时挤进了场内，迅即发现自己身陷成百上千少年儿童的包围圈内。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乐在其中：山羊顺着楼梯上上下下，小猫站在小狗背上耀武扬威，身材臃肿的黑熊玩起了倒立，还有鸵鸟东奔西跑……此情此景，足以让任何人把动物保护主义情结暂时抛到一旁——当一头顶着皮球的海狮朝你鼓掌时，很难不为它喝彩；同样，你也很难不喜欢上一位打领结、穿背心的猴子自行车健将。
我年轻的时候痴迷于体操，视奥尔加·科布特（苏联体操运动员，曾在1972年与1976年奥运会上夺得4枚金牌、2枚银牌）为头号偶像。她相貌甜美，才华横溢，成长过程中却屡遭教练粗暴对待。不知为何，我在看马戏团演出时居然想到了她。我问母亲对此是否有同感，岂料正在兴头上的对方答非所问，“这次没有秃鹰了，亲爱的，进步明显。”
演出落下帷幕，兴高采烈的观众们陆续隐入寒冷的夜色。的确，俄罗斯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今天的圣彼得堡，眼前的景色是如此美好，让所有人脸上都绽放出微笑。
□英国《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