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群众运动极少只有单一性格,往往会展现一些其他性质运动的特征,有时还会集两三种运动的属性于一身。
现在很多人参加革命,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度地改变自身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革命明明白白就是平民百姓追求改变的工具。
较容易被忽略的是,宗教运动也曾扮演变革的主要媒介。宗教的保守性格其实是后起的,是它的反抗活力沉寂并凝固后的结果。勃兴的宗教运动带来的经常是全面的变革和实验——它会容纳来自各方面的新观点与新技术。以伊斯兰教为例,在兴起的阶段,它乃是一种促进阿拉伯人团结与现代化的媒介。与之相似,基督教对欧洲的蛮族亦起过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改革,都是把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停滞状态“摇醒”的关键因素。
到了近现代,能实现巨大而迅速的变革的,则往往是民族主义运动。要说热忱、权势和冷酷,彼得大帝不输任何领袖,却未能达成他向往的主要目标:把俄国转化为现代国家。原因在于他无法向群众中注入激情。有点滑稽的是,消灭末代沙皇的布尔什维克们,反倒与彼得大帝有几分血缘关系,彼得大帝的宏愿也是他们的追求——将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会被史家大书特书的,除了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企图,还有就是把地球1/6的土地现代化的尝试。
当然,具体的群众运动极少只有单一性格,往往会展现一些其他性质运动的特征,有时还会集两三种运动的属性于一身。譬如,欧洲的宗教改革兼有革命的一面,这往往在农民起义中表现出来,它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运动。路德就说过:“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我们德国人只是低级的条顿猪。他们像骗子一样榨取我们,吸吮我们到骨髓。醒来吧,德国!”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的宗教性格也是公认的:铁锤、镰刀和卐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他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游行相当;他们还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二者也是全面展开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纳粹政权自始便具备这种性质,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天的。
反面的实例同样不胜枚举。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至少懂得怎样让被日本侵华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
节选自《狂热分子》,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