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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样一个地理和人口大国，任何围堵和扼杀都是无济于事的，倒是盲目自大的情绪每每将其击倒。看看晚清，国运已存亡绝续，仍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搞了一点革新，也不过是“中体西用”，等到终于醒悟过来，准备开国会，立宪法，为时晚矣。
■如果把这些吹捧作为“仅供参考”，当作给自己的一种鼓励，吹捧就是好事。如果自己天真烂漫，信以为真，听了这些话之后觉得从此“老子天下第一”，飘飘然，那吹捧就是件坏事。
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当前中国处于两种全然相反的语境中。一种是批评的声音，从人权到南海军演再到汇率，中国无不受到西方以及一些邻国抨击。回想五六年前，中国领导人出访，言及双边关系时，每每称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那样的一派友好时光如今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敌意”，有人甚至称中国正遭遇“围堵”与“扼杀”。
另一种是吹捧的声音。中国经济的一骑绝尘让全球惊叹，西方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惊叹尤甚。世界开始追问，什么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不胫而走，越来越多重量级的人物加入颂扬中国模式的大合唱中，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正取代美国模式成为全世界的新榜样。
这两种声音同样响亮，使中国处于一种矛盾中。不同之处是，对批评我们耳熟能详，冷战之后，每过两三年，“中国威胁论”都会热闹一番。然而吹捧中国却是一个新趋势。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遍尝各种歧视与屈辱，可谓沉痛。改革开放引致中国的经济成功，但在相当长时间里，西方对此成功实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以为是一种意外。到中国模式论诞生，大概可以认为，世界终于开始正视中国了。
我在新书《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一书中梳理了吹捧中国的趋势。成气候的吹捧发轫于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的文章《北京共识》，此文广为传布，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必读物。此后，在吹捧中国的潮流中，每年均有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2005年美国最著名的三大刊物不约而同热捧中国；2006年中非峰会被认为是“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2007年美国学者约书亚·柯兰齐克出版《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盛赞中国软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惊叹“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位“大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出版《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大赞中国模式；2010年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模式被捧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仅看看这些标题，就可以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吹捧是持续升级的，就像股市里一条不断上扬的K线，看起来十分美妙。
有人吹捧，好焉坏焉？如果把这些吹捧作为“仅供参考”，当作给自己的一种鼓励，吹捧就是好事。如果自己天真烂漫，信以为真，听了这些话之后觉得从此“老子天下第一”，飘飘然，那吹捧就是件坏事。
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好话，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自持。一个不太妙的现象是，听了国外这些吹捧，国内某些人真患上了天真烂漫的幼稚病，自高自大起来。
我将近年来国内出现的与世界吹捧中国潮流相对应的思潮归结为三种——草根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
草根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攻型的民族主义，表达粗俗，“老子天下第一”，鼓吹中国要对美国取而代之以领导世界。文化民族主义相对而言是一种防守型的民族主义，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弥补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病。新国家主义则推崇国家力量，主张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深度参与，支持国有经济，警惕私人资本。
这三种思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自我膨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中国模式，拒绝并主张抛弃西方模式，其危害性不浅。草根民族主义不仅会助涨“中国威胁论”，更重要的会使国人失去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感，如此，爱国主义可能变为害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则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以文明不分高下的论调沉迷于过去，拒绝文化改造，将近代以来未竟的启蒙重新“蒙起”。而新国家主义则因政府的过度干预而不可避免地将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导致内外部失衡等诸多问题，虽一时风光，但暗藏隐患。
中国这样一个地理和人口大国，任何围堵和扼杀都是无济于事的，倒是盲目自大的情绪每每将其击倒。看看晚清，国运已存亡绝续，仍沉迷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搞了一点革新，也不过是“中体西用”，等到终于醒悟过来，准备开国会，立宪法，为时晚矣。
如今的中国，虽经济实力跻身世界第二，但内部仍问题重重，崛起仍在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改造仍未完成，但某些人听了老外一些吹捧，盲目自大的毛病倒很快死灰复燃，甚至想迫不及待地显示一下肌肉。如此，吹捧就变成了“捧杀”，这比“扼杀”要来得更为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