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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女童小悦悦的生命，在18名路人的“视而不见”中渐渐流逝。虽然最后得到拾荒阿姨陈贤妹的援助，却还是伤重不治。有媒体称，小悦悦走了，活着的我们却远未“解脱”。如此凶险的情况下，路人为何选择集体漠视？这里面除了冷漠，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读？
“我不救，总会有人救”
路人对险情不施援手的事，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吉诺维斯被杀案。
1964年，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凌晨3点，年轻的酒吧女经理凯蒂·吉诺维斯在回家途中，被一名不相识的男性杀死。这名男子作案时间长达半小时，当时在公园附近的住户中，有38人看到吉诺维斯被刺的情形，或听到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来帮她，也没有人打电话报警。这起案件震惊全美，当时美国媒体异口同声地谴责纽约人的冷漠，其情形与近日国内媒体异口同声谴责“国人爱心缺失”类似。
有学者认为，出现“旁观者集体沉默”未必全然是因为人情淡漠，在这种情况下，某种心理学效应也可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达利与比伯·拉塔尼当时就持这种观点。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在1968年进行了一项研究：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与一名假扮的癫痫病患者进行对讲机通话。
在交谈过程中，病人突然大呼救命。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有4个人同时听到“病人”呼救的那组，仅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达利与拉塔尼得到的结论是，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数量越多，个人参与施救的可能性越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位旁观者都在经历一种“志愿者困境”——旁观者虽然担心，但认为自己施救可能会挡了其他人的道；如果所有人都发出回应，肯定会使情况陷入乱局，这样倒不如不救，最好是由旁人挺身而出。
旁观者心里念叨着：谁会去救呢？为什么是我呢？就这样耽误了最佳救援时机。
这项实验令“旁观者效应”开始见诸报道，最终成为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学术名词。社会科学家们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不少后续研究，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
紧急情况下，路人会通过观察其他人的反应，来判断自己要不要施加帮助。结果很可能造成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啥也不做。阻止路人施援的另一大因素是“责任扩散”，人们都把救援的责任推给了别人，认为总会有人出手，所以自己没必要蹚浑水。
“集体沉默”的一千个理由
期待他人挺身而出，而自己站在一旁，这只是旁观者效应的一种解释。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以儿童为例，心理学家认为儿童也可能是旁观者，他们在小伙伴遇到麻烦时经常会躲在一边。而这些孩子在退避一旁时，很少想到会有别人挺身而出。
2007年，瑞典林雪平大学研究人员罗伯特·桑伯格发表在《社会心理学教育》杂志的报告中，总结了儿童在同学身陷困境时不作为的7大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不重视、怕尴尬、怕被耻笑等，责任扩散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对旁观者效应的其他一些解释是，部分人认为其他旁观者或许更应该、更有能力提供帮助，比如医生或警察，而自己插手帮不上什么忙。有时，旁观者会产生“评价恐惧”的想法，害怕自己“不那么利索”的救援举动遭到旁人嘲笑。
更严重的是，如果自己的帮助反而造成危险后果，还会承担法律责任。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称，加州现行的《善行法案》就规定，试图进行医疗救援的施援者只承担有限责任，但没有限制非医疗救援的责任。这让没有专业技能的众多旁观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玛丽·罗威等研究人员，在权威刊物《国际监察员协会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旁观者不作为的一些最普遍原因是：害怕失去隐私，担心招来“坏结果”或报复，甚至因为证据不充分而让自己身陷囹圄。
作者在报告结论中指出，旁观者效应十分普遍，它的范围应当比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更广。要解释这种效应，不仅要理解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的举动，还应理解他们对“不作为行为”的解释。这份报告认为，影响旁观者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与情景有关，还包含许多个人因素。
如何扭转“不作为”
不过，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旁观者无所作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近日报道，不久前，美国布朗大学心理学教授约阿希姆·克鲁格同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他们调阅现有的文献资料，得到了105组可用数据，最后的结论表明，旁观者效应确切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遇险必定得不到帮助。分析表明，这种效应的变化也存在一定规律：它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弱，在某些情况下会消失，甚至逆转。
例如在暴力犯罪现场，如果行凶者气焰嚣张，旁观者可能会团结起来，合作制服歹徒。如果某位旁观者首先挺身而出，会更利于扭转险情。有证据表明，“9·11”事件中美国航空公司93号航班最终悲壮地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而不是撞上华盛顿的目标，就是机上勇敢的旁观者们合作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有技巧地呼救也能扭转局面。美国社会心理学权威教科书《社会心理学》（第十版）中举了一个例子——1976年，美国心理学家兰茜·肖兰德与玛格利特·斯特劳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解释会显著影响旁观者对街头犯罪做出的反应。当一男一女在街头打斗，如果女子大吼：滚开，我不认识你！这时，旁观者插手的几率是65%。但如果女子说：滚开，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嫁给你！旁观者施援的几率只有19%。
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男女打斗时，女方作为弱方容易赢得同情。前面的例子中，女子的话是救援的信号，因此路人挺身而出的几率较大。而在后面的例子中，路人得知他们是夫妻，会认为女子不太可能受到严重伤害，也不愿干涉别人的家事，于是插手的几率下降了不少。
“不作为”在一些国家算犯罪
当一个人目睹了“不可接受的行为”，特别是凶杀、强奸、暴力抢劫这类严重犯罪行为，不管自己是否施加了援助，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许多民间组织给这些目击者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国际监察员组织就提供这种渠道，并且为前来倾诉的人保守身份秘密，承诺倾诉者的信息将在后续处理中以“非常安全的方式”出现。这类似于在教堂里向神父倾诉，每年都会迎来为数可观的倾诉者。
另外一些组织则更进一步，希望训练旁观者“有所作为”。一些公司和组织会经常进行关于安全问题的训练，希望员工在碰到这些问题时积极行动；一些跨国公司则把重点放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鼓励那些在工作中因文化差异受歧视的员工，反映自己受到的不公对待。
特定情况下的“不作为”，在一些国家已被定为犯罪。现行的加拿大魁北克《人权与自由宪章》，要求“帮助任何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不管是亲自施援还是呼叫求援，除非会对其本人或其他人造成危险，或有其他合理原因”。
同样，《巴西刑法典》规定对伤者、残疾人或遭遇重大、即将来临的危险的人（包括弃婴）不援助或不求援，就是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