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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卡扎菲这个“狂人”、“疯子”，在非洲内部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他的许多对外政策是空前的，恐怕也将绝后。
10月20日，随着苏尔特郊外一阵枪声，延续了42年的卡扎菲时代，在利比亚彻底落下帷幕。曾几何时，当民族解放与去殖民化运动席卷非洲时，卡扎菲曾是立于潮头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个性乖张的他遭到许多人口诛笔伐，支持者也为数不少。在这片古老而饱经动荡的大陆上，除了“疯子上校”、“撒哈拉狂人”乃至自封的“革命领袖”，卡扎菲其实还有过一个由其他非洲国家赋予的、颇显夸张而较少被提及的名号——万王之王。
半个世纪前，卡扎菲初登政治舞台之时，利比亚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而到了他执政的末期，在油气资源开发带来的巨额收入帮助下，该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5万美元左右，在非洲属于排名前列的富裕国家。即便如此，卡扎菲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仍落得个众叛亲离、暴尸荒野的下场，究其原因，除了财富分配不均，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以及他自己和亲信的贪婪专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卡扎菲出于个人喜好，把太多的资源用在对外事务上，导致本国国民实际获得的利益一直低于预期。
非洲联盟的热心缔造者
由于在外交政策上反复无常，卡扎菲与欧美乃至中俄屡有摩擦，直接导致其统治地位面临危机时，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大国出手相助。今年3月，在联合国通过针对卡扎菲政权的制裁决议、乃至授权对其发动军事打击后，愿意出面斡旋的只剩下非洲联盟一家而已。
某种程度上，非盟在卡扎菲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唾弃时，依然愿意为他提供帮助，是为了“回报”卡扎菲当年的全力支持。事实上，非盟之所以能取代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和卡扎菲的热心倡导有莫大干系。1999年，正是在苏尔特举行的非统第四届特别首脑会议上，该组织通过宣言决定成立非盟；当时，卡扎菲提出组建非盟政府，并设立统一的中央银行、议会和军队，目的是为了提高作为整体的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众所周知，青年时代的卡扎菲曾以纳赛尔主义的信徒自居，坚定地支持在阿拉伯各国推行激进的变革，甚至试图推动利比亚和埃及合并，然后以之为基础，将一盘散沙的阿拉伯国家重组为一个强大的联合体。如此理想看上去确实很辉煌，却自始便是充满幻想的乌托邦。很快，卡扎菲乖张的性格便得罪了埃及当局，沙特等国也视其为麻烦制造者。在其他中东国家的全力抵制下，卡扎菲建立泛阿拉伯大联盟的企图最终落空。
此后，不甘寂寞的卡扎菲又发现了新的着力点，那就是所谓的黑色非洲。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富庶与“傲慢”，广阔而相对落后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尚有足够空间供卡扎菲“长袖善舞”，为他勾画个人的政治蓝图提供便利，生逢其时的非洲联盟，自然很合他的胃口。
营造形象主要靠撒钱
历史上，非洲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曾给予卡扎菲“万王之王”的名号，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统治者“天可汗”的敬称。当卡扎菲身着长袍，戴着硕大的太阳镜，乘坐浮华的大篷车前往非洲各国访问时，伴随的总有沿路民众的欢呼，看上去就如同孩童在等待圣诞老人前来派发神秘礼物。如今，卡扎菲的政权虽已走进历史，阿齐齐亚兵营等地标性建筑也沦为即将拆除的废墟，但非洲诸国的街头巷尾，仍旧残留着卡扎菲的印迹。
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闹市坐落着一座金碧辉煌的清真寺，它正是上世纪70年代由利比亚捐资建造的，每天有数千名穆斯林来此祈祷。尼日尔本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卡扎菲此举自然有利于赢得当地人的好感。今年9月，当卡扎菲之子萨阿迪流亡尼日尔时，后者敢于接受，多少算是其父当年大把撒钱换来的成果。
紧邻尼日尔的马里，其首都巴马科也有一座相似的清真寺，由利比亚支付所有建造费用。利比亚的邻国乍得和布基纳法索，拜利比亚丰富的石油美元所赐，同样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投资。如此一来，布基纳法索曾传出愿为卡扎菲提供避难场所的消息，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贫穷落后的非洲，谁提供了优质的工程建设、物美价廉的商品以及市场和贷款，谁就能获得强大的影响力，在这些方面，卡扎菲确实做了很多。当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前往利比亚时，常常能获得大笔的金钱馈赠；既然如此，仅仅从实际利益考量，那些非洲国家的总统、将军乃至其他大小政坛角色，也乐意叫卡扎菲一声“万王之王”。
曼德拉曾叫他“兄弟领袖”
援建与投资，被视为卡扎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影响力的基石。他的另一张政治牌，则是声援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以及争取独立的斗争。
1973年，利比亚突然取消了飞往南非的全部航班，称此举是在向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政权示威。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纳尔逊·曼德拉后来因此给卡扎菲送上“兄弟领袖”的敬称。有一段时间，非洲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常在公开场合宣称：“卡扎菲为非洲的被压迫人民大声疾呼的时候，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客们又身在何处？”无论其真实动机如何，卡扎菲的这一手，确实在外界营造出“非洲革命领袖”的形象。
知道了这些往事，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当利比亚民众揭竿而起反对卡扎菲政权时，非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何愿意在第一时间前往利比亚实施积极的斡旋；北约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几天后，非盟便派出代表团，飞往的黎波里为卡扎菲和“全国过渡委员会”进行调停，这个代表团中包括5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即使当卡扎菲已现颓势时，许多国家包括南非这样在非洲举足轻重的角色，仍然“不识时务”地为争取他的体面下台四处奔走。
输出革命适得其反
公允地讲，卡扎菲对其他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与政治支持，确实曾经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独断专行和缺乏足够智慧，当他不再满足于以上手段，而是把建设“大一统”非洲的构想寄托于武力时，却总是适得其反，甚至让利比亚自身反受其害。
1971年，英国和以色列拒绝向他们扶植的乌干达领导人阿明提供军事援助，对乌干达局势缺乏了解的卡扎菲却自信从中发现了机会，积极帮助所谓的穆斯林打击“迫害穆斯林的国家”，给乌干达和邻国坦桑尼亚间的武装冲突火上浇油。虽然获得利比亚的积极支持，乌干达的阿明政权还是溃不成军，卡扎菲派出的支援部队，不但屡屡被坦桑尼亚解放军迎头痛击，许多雇佣兵更是被坦方生擒，卡扎菲“输出革命”的计划就这么碰了钉子。
此外，从1997年到2003年，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导演了血腥的内战，造成大量平民丧生，利比里亚和赛拉利昂之间的战争更是充斥着虐待、屠杀、强奸等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都被认为和卡扎菲的支持关系密切。与之类似，马里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发动叛乱，背后也有卡扎菲的授意。目前，利比亚执政当局认为，正是图阿雷格人在暗中保护逃到尼日尔的卡扎菲三子萨阿迪。这些彪悍的游牧民族甚至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卡扎菲对干涉周边国家内政有着很大的兴趣。
非但如此，卡扎菲还经常绕开有关国家的政府，联系那些以反对派自居的部落酋长，试图通过与他们的合作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这自然会引发他国的反感和警惕。
由于此类干涉行动鲜有胜绩，卡扎菲非但没能实现“输出革命”的意图，反倒耗费了本国的大量资源，“抹黑”了自己通过经济和政治援助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这些武力干涉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政治动荡，称得上是他留给非洲的消极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