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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深秋的一天，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两个美国人和一个女华人要求见黄镇大使。大使让我和领事部一同志下去接待。经自我介绍，知道一个叫文特，是维也纳外交学院院长；一个叫满顿，是美国“对华新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华人名字叫徐芝秀。他们说，有一个打开美中关系的方案，即：美国承认中国的主权，美军撤离台湾，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如果中国认为可在此承诺的基础上同美接触，他们愿为此作出努力。我们不敢擅自表态，答应如实报告。
我们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不料次年他们又来了，大使派一位一秘和领事部一同志接待。他们说有基辛格的口信要转达给中国政府：美国强硬派正考虑轰炸中越交通线并摧毁中国核设施，基辛格希望与中国沟通，采取较温和方式结束越战。一秘向大使汇报，大使发火了，说这是威胁、讹诈。一秘把这话以个人名义说了，他们很不高兴，悻悻离去。在当时的形势下，大使这样看很正常，所以也没当回事儿报国内。但下午徐一人单独又来了，说她之所以单独来，是因为她是中国人，担心祖国安全，希望我们认真对待他们的信息。这回大使火气更大，说：告诉她，若作为华侨来，使馆欢迎；如果是为美国人传什么话，就别再来了。徐又一再说情况很严重。一秘驳斥说，我们不怕原子弹。谈话不欢而散。大使这时大概也意识到可能有点名堂，让我们起草电报，把前后情况和我们的表态报告国内。
过了几天，国内来电，以少有的严厉口吻批评大使，责问他：为何凭空指责人家威胁？如此重要的事为何不及时报告？大使做了深刻检讨，请求处分。当时我们分析，可能国内从别的渠道得到什么信息，故对大使迟迟没有报告感到十分恼火。我们分析那电报的口气绝不是出自一般领导。
多年后，我陆续看到一些资料，了解到事情原委。
原来随着来自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尼克松在多种场合称呼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仍坚持“两个中国”等立场。美国10多位名学者热心中美关系，成立了民间性质的“对华新政策委员会”，满顿博士为秘书长。满顿是斯诺的朋友，其父曾在华当过传教士。
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和中国取得联系。满顿找到有美奥双重国籍的文特，请他找一位能与中国沟通的人。文特曾任维也纳外交学院院长，他想起该院的中文教授徐芝秀。徐是1946年与奥地利人结婚后到奥的。他们首先想到我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徐打电话给代表处，要求见商务代表，遭到婉拒。他们又想到中国驻法使馆，因为他们知道黄镇地位高，得政府信任。于是三人于1969年秋来到我使馆。这就有了开头叙述过的我会见他们的情景。
次年（1970年），美军入侵老挝、柬埔寨，刚刚恢复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断。文特赴华盛顿面见基辛格，基辛格对他谈了美国鹰派的想法和他希望以温和方式结束越战的愿望。这就有了他们后来几次来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