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作为第一个获“美国诺贝尔医学奖”肯定的中国人，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直到领奖这天，才从巨大的“集体”中露出身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隐藏在巨大的“集体”中。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位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将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在地球另一侧，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这张陌生的面孔。

    可她却是第一个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肯定的中国人。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学奖项，一直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至今获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无怪乎外界评价她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颁奖典礼上，这位81岁的老人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可在中国，这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却没有获得太多认可。当她凭借4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被推到幕前时，她的感言仍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她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一场“军民联合的大项目”

    如今屠呦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参与的是一场“军民大联合的项目”。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投入其中，屠呦呦是其中一员。

    疟疾在人类历史中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目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大约33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5亿起疟疾病例和近100万例死亡。疟疾不仅会引发发烧、头痛和呕吐，而且会通过中断体内关键器官的血液供应，很快威胁到生命。

    20世纪50年代，WHO启动了一场旨在根除疟疾的计划，通过大范围使用氯喹类药物控制了疫情。但药物滥用却引发了新问题：进入60年代，很多地方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疾病治疗陷入困境。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的回忆中，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美方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研究新药，越方则寻求中国帮助。1967年5月23日，代号为“523”的绝密项目应运而生。

    这一诞生于文革初期的项目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全国523小组”由当时的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国家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组成，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区专门成立了“523办公室”。

    由于身处“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523项目”分两个组开展抗疟药开发工作：西药组和中药组。中药组在毛泽东发起的赤脚医生运动期间，从各地收集民间药方。1970年后，由于中国已能生产并向越南提供复方化学抗疟药，生产供应不再紧迫，项目重点遂转向了中草药。

    屠呦呦遵循毛主席“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开始查阅古代医书和民间药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

    青蒿就是在这时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两千年前的古医书中就有记载。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记录了一个“治寒热诸疟”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 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的研究组收集了2000多个类似的药方，从包括青蒿在内的200种草药中获得了380多种提取物。

    所有研究者都隐去了名字

    直到今天，西方科学界对这个40多年前的研究项目仍然充满好奇。在与中国“523项目”同期的研究中，美国科研人员筛选了20多万药物，始终没取得新发现。不过因为特殊的历史，“523项目”只有少数几篇相关论文得以发表，很多研究细节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

    同样参加了“523”项目的李英回忆说，当时研究人员都知道，解决抗药性，关键是寻找与已知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有效化合物。一些对疟疾有疗效的提取物，或者毒性大、副作用剧烈，或者治疗不彻底，都不够理想。

    屠呦呦把目光转向了青蒿。大量实验发现，一开始，青蒿对疟疾的抑制率相对较高，能达到68%。可在之后的实验中，这一药效却未重复出现。

    古人的记载中没有采用传统的煎煮方法，而是将青蒿泡在水中后“绞取汁”，屠呦呦突然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她重新设计提取过程，将水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这才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她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

    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屠呦呦的小组成功获得了提取物结晶“青蒿素II”。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提取了抗击疟疾的有效单体“黄花蒿素”（山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也获得了同样有效的“黄蒿素”（云南）。

    这些同步进行的研究，在今天引发了成果归属的争议，可在那个讲究集体的年代，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1979年，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发表时，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

    “当年就是这样，只要事情做成了就很欣慰。”屠呦呦说。

    “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屠呦呦个人简历上的信息只有寥寥数语：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工作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79年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6年后，55岁的她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在老同学的回忆中，人们才能找到这位科学家更清晰的形象。她小时候长相“蛮清秀”，生活上却特别粗线条，箱子常常收拾得乱七八糟；婚后不太会做家务；有一次坐火车出差，她在中途停靠时下车走走，竟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

    除了几位同样参与“523项目”的研究人员，很少有人会提起屠呦呦。即使青蒿素的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并在中国香港和泰国都获奖，也很少有人去探究“集体荣誉”背后每一位研究人员的努力。

    拉斯克医学奖的评选却将这位年迈的科学家第一次推向了幕前。评选结果刚刚揭晓时，记者们在很长时间内竟完全找不到这位从未引人注意的学者。

    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屠呦呦登上了领奖台。她获得的，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得到的世界级最高奖项。

    发表获奖感言时，屠呦呦没有太多表情。她摘下老花镜，拿起稿子认真念道：“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纽约时报》援引WHO的评论，称赞青蒿素是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著名学术期刊《细胞》则指出，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改善人类健康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青蒿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第一次由个人获得的荣誉中，屠呦呦获得了25万美元奖金，以及一个象征战胜疾病和死亡的萨莫色雷斯有翅胜利女神像。当然也有争议随之而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将集体功劳归于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不符”。

    讲求集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对于屠呦呦，似乎并非如此。“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她说，“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