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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书的叙述语言基本控制在客观陈述的风格之中，但我在本书对每一场会战简单陈述的语句后面，都听到了嘶哑的喊杀声，都看到了赴死的激昂或绝望，往往一句话之间，就是成百、上千人的死难
近日读完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年）》，有一个突出的感慨是：只有真实全面地书写这一段苦难历史，才能够告诉人们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这个民族是值得后代骄傲的。
阅读此书，最突出的印象是八年间大小“会战”无数，每战皆为尸山血河。尤其是战争初期，往往有死守孤城，格斗肉搏，全军与城同殉的惨烈。比如写到1938年太原会战中保卫山西原平之战：“守军与日军血刃苦战，每一家屋之侵占，均使日军付出极大代价，最后仅留3院，犹与日军死拼。激战9昼夜，该旅官兵牺牲殆尽，旅长姜玉贞于此役成仁。11日，原平失陷。”——这些战役构成了这部史书的主体，并且得到了充分的评价。比如，“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四个多月，延缓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有利于国力重心的西移。徐州虽然失陷，但日军歼灭徐州地区大批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落了空。”“保卫武汉之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迟滞了日军前进，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基本上完成了掩护人力、物力从武汉向西转移撤退的任务。”
正是这些将无数中国军人生命填进去的“大兵团作战”，为保全我们的国家不亡、民族存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如果不知道有这些“会战”，人们可能真的会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等”来的，是苏联红军或美国的原子弹“救”了我们，而我们自己的先辈不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
每场仗、每个人都不能漏掉，否则，他们就白白地牺牲了
尽管史书的叙述语言基本控制在客观陈述的风格之中，但我在本书对每一场会战简单陈述的语句后面，都听到了嘶哑的喊杀声，都看到了赴死的激昂或绝望，往往一句话之间，就是成百、上千人的死难——死亡的形象如在眼前。
是的，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存续和后来的光荣而牺牲的中国军人，在这本书中成了历史叙述的主体。而在过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描述中，他们的牺牲都在“躲到峨眉山上”这样一句修辞化的表达中化为乌有——那是我小的时候所听到的历史叙述。它实际所指的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某大型舞蹈史诗的朗诵词就有“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之语——编者注）
没有这样的“峨眉山”；那些抗战的军人们也没有死在“峨眉山”上。他们死在淞沪作战、江阴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之中，死在“峨眉山”下大大小小的战场上，死在大江南北的中国土地上。“躲到峨眉山上”，这句用来描述蒋介石不抗战的修辞化表达，却遮蔽了抗战的真实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陈述来不得修辞。真实的历史需要一笔一笔地写，每场仗、每个人都不能漏掉。否则，他们就白白地牺牲了。
《沙家浜》里刁德一的“汉奸部队”其实是抗日游击部队
读这本《抗日战争（1937-1945年）》，我才知道，不要说正面战场的“会战”从抗战初期一直持续到后期，即使在“敌后”，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也有着游击部队。比如：“江南失陷后，江苏省政府迁往苏北。第89军军长、第24集团军代总司令韩德勤为江苏省政府代主席，留苏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杭州沦陷后，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国民抗战自卫团，在浙江省内杭嘉湖地区和浙江省西部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其第五支队于1938年曾收复海盐县城，克复吴兴县新丰镇。”
有意思的是，在本书对江南抗日游击武装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在样板戏《沙家浜》中听过的部队名称：“忠义救国军”。在那出戏里，“忠义救国军”就是胡传魁、刁德一的队伍，是一支“汉奸部队”。而在这部史书中则写道，它是“由军事委员会军统局长戴笠任总指挥”的抗日游击部队。作为“军统”头子的戴笠，在抗战后主要以共产党为敌，在抗战中则主要是暗杀汉奸的。
实际上，我读此书才知道，在“峨眉山”下，不仅有着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集团军和游击部队，也有着不断迁移治所、游动状态的地方政府。“1937年，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发布通令，要求战区内的各级地方政府切实坚持守地抗战。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工作；如此乡再陷，则再迁往另一乡区，‘但期有一寸之地三户之民，则行政机构，决不涣散，工作决不中断……’这一命令的发布，对于战区与沦陷区各地政府尽量坚持在原地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对“正面战场”的客观陈述，在这本史书中，“国民政府”和它的决策部署才能成为这本书叙述的主体。
当然，从淞沪抗战到徐州会战，再到武汉会战，如果用修辞化的表达来说，你也可以说是“节节败退”。要不怎么会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呢？实际上，这个词正是过去讲历史时用来描述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的。但是，读了这本书，知道了每一次战役死了多少中国军人，战役结果又换来了什么，我想，我们也许就不忍使用这个词了。至少，这本书没有使用这样的修辞化的概括。
只有真实的历史叙述，才能建立对民族的骄傲和信心
这本书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也有令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对1945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价是这样的：“中苏条约是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在抗战即将胜利结束之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得不向另一个战胜国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这也是反映出作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其实并不能被其他三强平等相待，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个过“轻”的评价。这个条约之所以能够签订，本书已经写得清楚：完全是因为“蒋介石谋略以放弃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来换取苏联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回报”——其中之一是：“（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而支持国民党在战后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正是因为“担心苏联会收回原先的承诺，转而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而不得不让宋子文“权宜处置”的。这是党争误国（乃至卖国）的明证，是把党的统治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明证，根本就不是国家强大不强大的问题。
阅读此书的最后一夜，我读得心情激动，难以自已，一直读到凌晨。我感受到的是真实的、全面的历史叙述的当代价值：我们只有在真实的而不是因遮蔽而半真半假的历史叙述中，才能建立起对自己民族的骄傲和信心。
我们现在也仍然需要这样的民族自信。
在此，我抄录一段曹聚仁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刊于扉页上的“我们的献词”：
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程途，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大战中的任何国家。我们抵抗暴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独立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大家震于原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出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因，全由于“原子弹”。
编者注：《中国近代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2009年9月1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1937-1945年）》是第九分卷。作者王建郎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作者曾景忠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