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在“粉”卡扎菲

    关于卡扎菲，人们如今可以轻易在国内电视、报纸和网络上看到“独裁”、“通缉”、“屠杀”等关键词。但在今年2月利比亚民间爆发抗议之前，一切似乎还不是这样。

    此前的卡扎菲通常以另一种形象存在。这个形象部分地由如下内容编织而成：一本中文版《绿皮书》、一本《卡扎菲小说选》译作、几本传记作品、偶尔出现在期刊或杂志上的研究论文，以及零星出现媒体上的新闻报道。

    在这些出版物中，描述卡扎菲的词语有“非洲雄狮”、“革命领袖”、“沙漠枭雄”等等。

    现实中的卡扎菲目前不知所踪，但词语世界里的“卡扎菲”，能在一些国家，甚至中国民间的角落里找到踪迹。

    “小说选” 

    不久前，卡扎菲小说的中文版本被再次印刷，并刊登在2011年第五期《北京文学（选刊）》上。这距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卡扎菲小说选》已经过了10年。

    《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童是这次编选的提议者。此前，他对卡扎菲小说的中文版早已略有耳闻。随着卡扎菲局势突然紧张，他又想起了这本书。

    “人们只在新闻里听说他什么样，但他内心世界早就在书里披露了。”王童说，“在《逃往火狱》这篇小说里，卡扎菲已经意识到，民众欢呼起来把你捧上天，不高兴起来又把你摔到地上。”

    他当时的直觉是，随着利比亚局势受人关注，人们也会对卡扎菲的小说感兴趣。

    这一说法在豆瓣网的读书频道得到证实。先前鲜有人问津的《卡扎菲小说选》，几个月来突然增加了很多关注者。而各种旧书网站上库存多年的旧书，也突然间卖断了货。

    在4月份的一次研讨会上，王童听说一个朋友手头有这本书，立即借来阅读，并建议当期《北京文学》的选刊全书刊发。最后，编辑部挑选了6篇小说，发表在第五期上。

    与王童的市场嗅觉不同，10年前，武汉大学教授李荣建之所以决定翻译《卡扎菲小说选》，是因为受了利比亚驻华使馆人员的委托。

    李荣建是阿拉伯问题专家和翻译家。李荣建回忆称，《卡扎菲小说选》的阿拉伯语版和英文版在2001年出版后不久，他就完成了中文版翻译，并找到时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

    据报道，周百义同意出版的理由是：“卡扎菲在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反帝、反美的传奇人物，又是利比亚领导人，像这样的政治领袖竟涉足文学，多少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

    周百义对媒体透露，利比亚使馆出版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传领袖”。因此，出版涉及的全部经费都由利比亚方面支付。当时的利比亚大使馆还坚持，书的封面、色彩、文字摆放，都要和阿拉伯文版本完全一样。

    此外，利比亚大使馆还坚称，此书是“领袖著作”，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目前，《北京文学》出版社表示，他们尚不知道刊登卡扎菲小说选的5月号杂志销量如何。而周百义透露，10年前那本印刷了5000册的书销量并不好。在国家图书馆图书保存库里，如今还能找到这本小说集，由于封皮极为崭新，很难让人相信有超过十个人曾借阅过它。

    “卡粉”

    与《卡扎菲小说选》不同，关于卡扎菲个人的传记作品受到不少人喜欢。部分证据可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这些无论封面还是行文都带有明显时代特色的作品曾被多次借阅。

    197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的《卡扎菲与利比亚》只是薄薄一本，封面和封底贴满了胶条。据借书处的工作人员说，近年来很少有学生借阅这些已经显得有点“过时”的书。但这本书起码在80年代曾那么受欢迎，以至于书后的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盖满借书章，卡上盖满后，又紧接着盖在了封底和版权页上。

    很难判断，这些作品究竟怎样影响了卡扎菲在中国的形象。但知名网友“老榕”在他的微博上与支持卡扎菲的网友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辩论后感慨：很多人之所以对卡扎菲心存好感，是由于他们接触的信息误导了他们。 

    “老榕”真名王峻涛，他接触过很多利比亚在中国的侨民，或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侨民，他们基本都不喜欢卡扎菲。

    “老榕”根据个人经验，将被他称为“卡粉”的卡扎菲支持者分为三类：除了因为“反美国、反西方”而将卡扎菲形容为英雄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受了舆论气氛的影响，人云亦云，对卡扎菲缺乏清晰认识。

    “老榕”相信，在利比亚局势动荡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卡扎菲其实并不关心。

    而在卡扎菲倒台后的这一个月来，他对《青年参考》描述了一个他观察到的明显变化：不少以前支持卡扎菲的人，现在很多都“动摇、犹豫”，在跟过去的自己较劲。

    《绿皮书》

    卡扎菲系统表述其思想的《绿皮书》，早在1985年就已经发行了中文版，但它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显然是利比亚内战开始以后。摆脱了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人开始焚烧《绿皮书》，这条新闻也传播到了国内。

    在国内，印刷精美的《绿皮书》曾长期受到冷落。比如，在北大图书馆，这本定价1.5元、绿色硬壳的小册子至今还崭新如初。国家图书馆的《绿皮书》也面临同样遭遇。

    不过，在2007年4月27日至28日，这本小册子里的思想一度在武汉大学某间会议室里被研讨。那两天，由利比亚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卡扎菲思想学术研讨会”召开。

    据武汉大学校办报纸《武汉大学报》2007年5月11日第二版报道，这是一个级别不低的研讨会。利比亚当时的驻华大使穆斯塔法，中国前驻也门和叙利亚大使、前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时延春，武汉大学时任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以及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部分师生代表和“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出席了开幕式。

    报道称，来自中国和利比亚的学者分别以“卡扎菲的革命哲学与伊斯兰社会主义”、“卡扎菲思想中关于集体主义时代的论述”等为题作了学术报告。研讨会后，学校还与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

    资料显示，“绿皮书研究中心”是在卡扎菲所著三册《绿皮书》出版及一系列文件发表后建立的传播其“第三世界理论”的机构，之前在利比亚国内设有两个中心，在亚、欧、非、拉美共设有9个分支机构及研究中心，其任务之一就是在各国开办研讨会，并出版各种文字的《绿皮书》。

    “老榕”也是最近才通过网络发现了这次研讨会的信息。此外，他还专门花费时间，寻找关于“卡扎菲思想”的学术论文。

    他告诉《青年参考》，经过一番搜寻，确实找到了几篇“研究论文”，有的发表在一些学校的校刊上，也有的发表在《非洲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在他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套话”。

    但这些论文与《绿皮书》、“小说选”以及与卡扎菲有关的许多文字一起，长久以来塞在中国社会的书架、期刊和报纸上，悄悄影响着2011年2月以前中国人看待卡扎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