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担心“中产阶级缩水”，中国中产安好？

    当金融危机来临，西方发达国家在普遍忧心“中产阶级缩水”的同时，中国面临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中产阶级还未经充分发育，就已经遭遇“围追堵截”。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称，到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按照这个数字，中国中产阶级比率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16.8%。

    在西方，尽管一些社会学家并不认同中产阶级（或阶层）这个概念，但这并不影响理论界对中产阶层（或阶级）的赞誉。在学者看来，一方面，中产阶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推进利益表达，协调阶层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能够缓冲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他们依靠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功，因而乐于参与社会，通过改革和改良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推动社会变革。到今天，理论界已然形成一个共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哑铃型”或“橄榄形”社会，是最理想、最稳定的社会。

    就现实来看，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都在45%以上。目前，英、美、日等三国中产阶级规模，分别达到了社会劳动力的55%、45%、52%，这是发达国家引以为豪和生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尽管中产阶级的比例较高，发达国家仍然担心“中产阶级缩水”，并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阻止这种事件的发生。现代化的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一旦迟迟发育不出规模可观的中产阶级，反而任由阶层差距不断拉大，就会面临“断裂”直至崩溃的危险。

    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到底有多大？对于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准确而权威的答案。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在2000年达到5600万，2030年会达到3.61亿。对此，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例如李培林等就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达到12.1%。根据对各国的调查，即使以本国公民为参照标准，中国人自认为“属于下层”的比例，也比日本和美国两国都高得多。

    不管如何，无论是客观上的事实阶层，还是主观上的阶层意识，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相对较小；反之，自认为是社会中下层的倒是居高不下，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中国对于富人阶层征收“遗产税”、“奢侈品税”、“房产税”的尝试，迟迟不能进入议事日程，更不能成为调整社会差距的有效工具；对于最低基本工资的调整，则大多是底层社会不堪重负、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时候被逼无奈的举动，甚至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一个省份达到了国际上通用的最低工资水平；与“先富阶层”相比，社会中下层的税负显然是较高的。

    所以，当金融危机来临，西方发达国家在普遍忧心“中产阶级缩水”的同时，中国面临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中产阶级还未经充分发育，就已经遭遇“围追堵截”。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伴随现代化的扩展，人们的阶层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其他群体，甚至外国群体为参照物进行利益对比，这大大提升了民众“相对剥夺”的心理。在“向上流动”困难重重、共富之路崎岖曲折的背景中，人们一旦与狂热的社会鼓动相结合，就会产生制度外的过度参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都体现了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场景下，社会阶层无意识联合的一种动向。

    总体来看，最高执政集团已经意识到调整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但是具体的调整措施显然是不成体系和碎片化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像重视调整经济结构一样调整社会结构，郑重地将调整社会结构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