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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德国纪念柏林墙修建50周年。尽管柏林墙于1989年被拆除，但克服“思想中的柏林墙”将需要一代人之久。
当我于1962年到西柏林旅行时，柏林墙刚满一岁。这半座城市是一个歇斯底里、智力上令人兴奋之处。50年前开始建造的那座墙强化了这种感觉。在东西柏林的电台和电视里，你能听到对每件事发表的互相冲突的多元信息，其中世界观的成分大于事实本身。到处都有间谍。一个记者告诉我，他为了消遣时间，曾数过西柏林到底有多少情报机构，他一共数到30。
我能感受到墙上释放的痛苦和愤怒。家庭、爱人和朋友被分隔。迁移的自由和对柏林的想象，甚至连他们呼吸的空气，都被切开了。城市的街道、地铁和高速列车突然被阻住。只有下水道的水可以自由流淌。
然而，人们习惯乃至接受这种愤怒的速度快得惊人。虽然柏林墙意味着东德人行动自由的结束，但西德市民很快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失去多少。他们的愤怒逐渐蜕化成穿越边境时的麻烦。
柏林墙在我们的政治图景中也褪色了。在西柏林，在西德，分裂逐渐发展成了“德国问题”。虽然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不断呼吁国家统一，听众却越来越少，而左派和社会民主党的结论是，这种老调无法带来任何实际政治成果。
20世纪70年代初，西德总理勃兰特和他的顾问埃贡·巴哈尔在这个东西对峙之处埋下了“缓和”政策的种子。他们采取局部关系的正常化政策。但代价是高昂的。为了不危及与共产党的谈判，他们不得不忍受与东德、波兰和苏联的异见者失去联络。
诸如“战胜德国的分裂”，甚至“统一”这类关键词都成了禁忌。德国最重要的主题——分裂以及如何弥合分裂——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玩物。
1980年，我到南美洲进行了一次为期半年的巡回演讲。当我回来时，我用一种外来眼光看着柏林墙。我想，它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和最无法分析的构造。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它对它阴影下的人意味着什么。
不过，当我开始研究它时，我遭到朋友的质疑。这难道不是右派的领地吗，我这样的左派怎么能进入呢？左派认为，分裂是德国人为第三帝国罪行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人追问为什么东德应独自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没有人问为什么捷克和波兰也要被广泛地加进来一起支付同样的代价。话说回来，要认识到长期存在的“思想中的柏林墙”需要费点功夫。我看到它无处不在，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也是。
在修建28年之后，柏林墙倒掉了。但那并不意味着“思想中的柏林墙”也终结。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几十年来，德国人，尤其是西德人，一直把这两个德国想象成永久陌生的国家。当中欧和东欧的人民攻下独裁者的堡垒时，西德人和他们的盟友仍然惊讶地擦着眼睛。当时的总理科尔去年承认，即使在基督教民主党人当中，几乎没有人相信柏林墙会倒掉，或者德国能统一。
克服“思想中的柏林墙”将需要一代人之久，好在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这不只是西德人把东德人带回他们群体中间的过程，也是一个我称之为西德人“东德化”的过程。
想想默克尔的职业生涯吧。这个来自东德的科学家成了我国第一位女总理。她做到这一点，不只是靠掌握了西德的政治结构，也是靠着在她的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中重新引进了左翼的、“东德式”的价值观——比如社会正义，并在目前这个统一的德国提高了它们的重要性。
默克尔在柏林做这件事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在柏林墙倒塌以前，它几乎是惟一一个可以真切感受东方与西方分隔的地方。而在它倒下之后的20年里，它又变成了目睹这种分隔渐渐消失的最好场所。
□《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