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岳耀伟(音)已经在北京生活了6年,但他没有获得中国首都的居民身份,因此无法申请医疗保险,也买不了车和房。
24岁的岳耀伟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家烤鸭店当服务生领班,每月挣大约400美元。他说:“我在这里感到压力很大。除去日常开销之后,我就没有多少积蓄了。”
岳是数千万户在老家的农民工中的一员,他们到其他城市后,户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他们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务。
对低收入工人的歧视以及户口制度引发了农民工的不满情绪。和父母不同,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权利意识更强,并且对他们在城市得到的待遇日益感到恼怒。他们在城市中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
悉尼理工大学教授陈佩华说:“社会越来越富裕,因此他们希望分得更大的蛋糕。”
黎巴嫩《星期一早晨》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