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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一度被质疑爽约的土地问责，其结果于2011年7月7日终于出炉。中国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布公告称，因项目违法占用耕地宗数多、面积大、土地管理秩序乱等问题，或将给予14省区44名市县级政府官员和29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官员纪律处分。
去年9月，国土部首次依据2008年施行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即15号令），对2009年土地执法监察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问责。根据15号令，凡是地方违法违规土地面积占当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15%以上者，将被追究责任，包括主要负责人记大过、降级或撤职。去年12月16日，国土部部长徐绍史约谈12个县市政府一把手，问责方正式启动。
时隔半年，首次土地问责结果出炉，根据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通报的责任追究情况：全国共有2个设区市、29个县（市、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共计44人受到纪律处分。同时，2个设区市、26个县（市、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共计29人受到纪律处分。此外，5个设区市政府的分管负责人，14个县（市、区）政府的19位负责人受到组织处理。还责令69个市、县政府向上一级政府作检查。
“老虎打不成打苍蝇”
土地问责曾被视为悬在地方官员头顶上的一柄利剑，不过，从事后各方声音的评价中观察，此柄利剑似乎“有点钝”。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政令疲软》，文章援引了一系列观察者对此番问责的“另类”解读。
比如，在问责结果中，涉及的地方官员，大多是三、四线的城市及城区，如辽宁庄河、浙江上虞、广东阳春等地的官员，并没有涉及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也没有出现省会城市。而且在问责官员中，绝大部分是地方行政主管副职。
对于此次发布的被问责官员名单，一些香港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香港经济日报》以《打老虎不成打苍蝇》为题发布新闻，《香港商报》则以《土地管理首问责力度嫌不够》为题撰写消息，文末还特别引用了一位评论家在微博上的简评，“这样‘罚酒三杯’，怎么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怎么能保证政令畅通引以为戒？”
在问责结果中，引发争议最大的部分在于“如何惩戒”。有媒体指出，在被问责官员名单中，最重处罚仅为降级处分，大部分则为记过、记大过、警告等处分，有媒体认为力度太小，并没有出现撤职或开除的处分，且一些受到问责的官员早已升迁。如山西省大同县时任县长孙永胜（现任和顺县县委书记）、辽宁省庄河市时任副市长赵兴基（现任庄河市政协主席）、广东省阳春市时任副市长陈雄枢（现任阳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人。
对于此现象，香港《太阳报》援引一位观察者的分析：征地违法的问题，波及到中央与地方好处的博弈，中央要誓保“18亿亩耕地”底线，就必须责令地方政府不得违法征地，但地方政府要寻求GDP增加，必定会一直“挑衅”中央底线，因此中央的“罪臣”就变成了地方的“功臣”。
问责只是手段，主要起到震慑和教育的作用
这似乎也印证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于违法用地根源的分析，在于中国的“土地财政依赖”，治本之道仍在于给地方财政松绑，使地方政府的收入依靠税收来源，而不是土地来源。
但问题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文章说，在当前中国，土地收入、地方债务和房产价格都已经形成相互“绑架”的局面。
根据数据提供商环亚经济数据公司（CEIC）的数据，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收入的贡献，从10年前开始激增，去年的土地出让总收入较2009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约3万亿元人民币。根据汇丰（HSBC）的数据，这相当于地方政府总收入的70%以上。
《联合早报》引用的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数据显示，在地方政府2010年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为2.55万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
这意味着，如果失去“卖地”这一主要的经济来源，地方政府不仅政绩不保，债务亦难还清。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汉妮·桑德尔曾在《卖地收入下降威胁地方财政》一文中进行过分析。据该作者研究，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税制改革之后，全部税收的大半归中央政府，只有46%归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负担着77%的公共支出，且这一比例还在提高。
“税制改革迫使它们靠土地出让、各种收费和预算外收入来支撑财政支出，”林肯研究院中国部主任满燕云也曾撰文指出，“为了尽可能扩大收入，它们倾向于通过拍卖把土地出让给出价最高者。获取更多收入的冲动，导致了过度的农地非农化。”
事实上，眼前的岔路口清晰可见：既然中央政府不鼓励把土地出让当作财政来源，那么它也许需要全面改革公共财政，拿出新的方案，来支撑中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支出。
不过，从最新的进展来看，相对于革新财政政策，中央政府似乎更倾向于继续采用约谈与问责的方式来化解短期内的困局。
据报道，2010年度土地矿产卫片的执法检查正在各地开展。根据国土资源部的部署，今年7月31日之前，各地要初步向国土资源部上报数据，9月底之前要完成相关的验收工作，正式上报结果。
这意味着，第一轮问责刚刚尘埃落定，第二轮问责已经开始策马扬鞭。
此前，国土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示，问责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维护土地管理的良好秩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尽管只是对个别人实施了问责，但还是起到了震慑一方，教育一片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