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人比尔·克林顿

    1992年，本书作者接到前往白宫的调令，从此开始了担任美国总统私人医生的生涯。在此后9年间，这位菲律宾移民的后代遭遇了不止一次“突发情况”，其中就包括比尔·克林顿1997年春天在佛罗里达州视察期间的一次意外受伤。

    这是一场清醒的梦魇

    凌晨两点，劳累的我和衣躺在宾馆房间里。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外面传来的声音像是小鸟撞上了窗户，又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景。终于，我意识到的确有人在敲门，这意味着我即将经历一场清醒的梦魇。

    来者是格瑞塔护士。“什么事情？”我开门便问。

    “总统摔倒了，四头肌撕裂……”对方的声音很小，谨慎观察着走廊里的动静。后来我才知道，白宫新闻团的人也住在同一层，格瑞塔要对他们保密。

    “立刻去医院！你有车吗？”我转身回到房里，抄起眼镜和装有工作证的钱包，拽出刚挂进衣橱不久的外套，用力把对讲胸针摁在衣领上。我的手指被扎破了，血珠冒了出来。

    如果总统伤得很厉害，那就得做手术。当车子在州际公路上奔驰时，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前方开路车上闪烁的红色警灯，似乎有催眠术般的效果。

    受伤的他像孩子般无助

    当地警察已经在急诊室外设立了警戒线，看过证件后，他们让我们跟在探员后面径直开进去。格瑞塔三天前已经提前调查过这里，我不禁庆幸自己的病人没遭遇太严重的伤势。虽然肌腱受创很痛苦，但比胸部或头部中枪（那些被暗杀的前总统）终归好得多。

    “医生，雄鹰五分钟后抵达。”探员提醒我。“雄鹰”是克林顿在特勤局的无线电呼号，今晚他是一只受伤的鹰。

    总统的救护车没有像往常一样闪烁警示灯，没有前呼后拥的人群，也没有在两侧保护的雪佛兰越野车。我来到车厢边，朗医生先跳了下来，面带微笑：“病人就在这儿。”他那股与生俱来的乐天劲儿有时让我心烦，特别是今晚，我一夜没睡，而且还有漫长的工作要完成。

    打开救护车后门，弯腰跨进里面的小空间，总统坐在一张轮床上面对着我。

    他看上去不是那个熟悉的比尔·克林顿了，眼睛里的光芒被一种害怕的神情替代，嘴唇也扭曲着。他不再像一位大权在握的世界领袖，而是表现出一副无助的、几乎是孩子般的惊惧姿态。

    “康妮，我很抱歉……”典型的克林顿式发言，为自己纯属意外的受伤和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而道歉。

    “总统先生，”我碰碰他的胳膊，“你觉得有什么地方疼吗？”

    “有一点。”他做出满不在乎的模样。我拿来一条毯子，盖住他的胸部和腿。“我们准备把你推到急诊室里，得给你的腿做个核磁共振扫描，可能还要手术。”

    “该死！我明早本该到一所学校参观的，孩子们要失望了。”

    手术室里的乡村音乐

    在接下去的三天里，我没有离开总统半步。次日下午，克林顿就接受了修复撕裂的四头肌的手术，然后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术后恢复。

    手术期间，我们决定用脊柱麻醉而非全身麻醉，因为后者可能触发宪法修正案中关于总统无法履行职权的相关条款，病人自己也希望保持神志清醒。于是，手术室里放起了西部乡村音乐，我坐在旁边陪他聊天。总统也和外科医生与麻醉师们开玩笑，借此缓解紧张气氛。

    克林顿在住院恢复的过程中表现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对伤痛显得很脆弱，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自己对待病人的态度。我对他格外地保护：就像悉心照料小鸡的母鸡那样。我和白宫幕僚们针锋相对，因为他们给术后的总统安排了太多的事务和应酬；当他的顾问试图让他参加那些令人疲惫不堪并可能引发腿伤的活动时，我就搬出第一夫人作为威慑。白宫的医生们都知道，当幕僚们拒绝听从你的建议时，就应该直接去找第一夫人寻求支持。“好吧，我应该让希拉里知道这件事。”这样，问题便解决了。

    3月15日清晨，我轻手轻脚地走进病房。克林顿还在睡觉，安详地打着呼噜，监视仪上显示心跳为每分钟55下，这是他休息时的正常脉搏。我松了口气，危机过去了。不知为何，此刻我突然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床边看着他们酣然入梦了。我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理解我为何不在他们身边，因为我要履行责任，有另一个“孩子”需要照顾。

    （摘自《我的病人是总统——白宫医生大揭秘》，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5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