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需要良性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权力平衡机制的“杠杆”，国家权力有着不断扩张的强大惯性，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最终将会吞噬社会肌体内部的自组织系统和自治能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国人都不愿意看到国家社会，在追求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因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和方式，造成种族、社会的分化和不安。

    随着通信科技的发达与普遍，信息的传送无论是速度和广度，都已不再受限于政权和国界，并且对不论奉行何种政治制度的国家，在统治阶层与民众的关系上，带来程度不同的冲击。 

    言路的逐渐畅通，促成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表现出更大的热诚和能力，民众原本零星、分散的不满，经由网络的迅速串联，凝集成为排山倒海的力量，由此而来的巨大影响。 

    相对于其他国家地区，新加坡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信息的交流，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无可避免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各种迹象显示，我国（注：指新加坡，下同）在经历这次的分水岭大选后，政治参与的形态，已经逐步出现一些转变。我们期待这种新的政治气象，并非只是现象的改变，流于表面的热闹，而是最终落实在质的方面，为国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然而多数民众的表达方式仍较平缓与温和，最近的大选就是明证，但这种良性与理智的“政治参与”，今后是否能维持，还是个很大的问号。 

    任何自称或公认的民主政体，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方式和效果上，都有不同的深浅。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检验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准。一个国家在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政治参与的呈现方式也不一样。 

    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规模和程度，虽是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民主程度”当作鉴定每个国家政治管理好坏的唯一标准。 

    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公民、政党、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从功能的角度解读政治参与，它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它不仅是公民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重要方式，而且反映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从“过程”的角度，政治参与的手段可以是理性的诉求，合法的手段，基本上是体制内的非暴力行为，目的在于影响政府人事和（或）政策抉择；但也可以是消极的抵制、集体不服从、暴力或革命等非理性的行为。

    有的学者就把政治参与扩大到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考虑这些活动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规则是否合法，因此，诸如抗议、游行示威、暴动甚至叛乱，都属于政治参与的形式。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经济发展卓有成效的小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国人都不愿意看到国家社会，在追求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因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和方式，造成种族、社会的分化和不安。  

    随着民智的提升及沟通渠道的多元，政府必须对政治参与采取乐观其成的积极态度，这将有利于政治的发展，至于衡量政治参与的效果，不应只着眼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应该关注参与的方式。 

    政治参与的方式很多，出发点不外以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因此，我们要避免为反对而反对、二元式的对立，也要清楚认识各种参与主体的动机与方式，是否有损根基薄弱的社会和谐基础。 

    政治参与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权力平衡机制的“杠杆”，国家权力有着不断扩张的强大惯性，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最终将会吞噬社会肌体内部的自组织系统和自治能力。 

    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仅要求在体制内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且要对国家权力构成外在平衡力量，确保广泛的政治参与，在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出现矛盾时，就能起着“矫正”的作用。 

    现代社会是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结构的复杂化，决定了现代政治系统中，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与制度化的政治活动相比，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

    类似的政治参与，可因某一政策、偶发事件的激发成为群体性行动，属于较随机性，具有受情绪煽动、感染，一发不可收拾的潜在危机。避免发生“参与危机”，是全体国人的共同责任，我们必须加以留意和防范。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