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霍尼曼可以抑制悲伤

    海蒂·霍尼曼对你有益，她的影片具有抑制悲伤的效果。企鹅、快餐和带棒球帽的肥胖者已经都在近年来的纪录片中被提升了形象，但是这些都只是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符、愚蠢的小伎俩而已。在真正的纪实艺术家中，海蒂对提升纪录片制作的全球标准负责。她展示了自己达到目标的艺术形式，但从不牺牲风格或真实。她没有通过讲大道理来维护权利被剥夺者，而是亲身参与到影片中，让我们体会到没有过时的主题或内容，空间感或场所感的电影背后的女性视角。

    她的电影都很无私，这使得这些电影都尤为珍贵。这也意味着海蒂可能永远都得不了奥斯卡奖，或者甚至得不到一个提名。但是让我们面对它：她生活在一个很少追求娱乐业奖项或者在电视弧光灯下炫耀自身的社会阶层。

    当然，大多数电影制作者尚未能够精心地使用调查手段，有时他们也未能取得她所达到的催泪效应。2001年她拍摄了一部反映联合国士兵的影片，名叫《疯狂》，从中我们可看到联合国士兵追忆残酷的全球军事冲突，和听音乐使他们保持冷静理智。影片就像一根钢丝横在了不加掩饰的伤口上。无论是主题还是深入其中的探究者，都没有失去他们的尊严。

    我们还注意到《地下乐队》。在该片中，音乐正像海蒂通常的影片一样，再次扮演了核心主题，而非只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表现方式。它成为联系巴黎移民街道的人的元素。通过这一途径，海蒂进入了驱逐、不平等、权利剥夺和个人背景的真实主题。2001年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并不在乎电影的主题，我在乎的是人。”一个简单、优美、大度的道理，但在目前的市场，一半纪录片人似乎都规避这些。

    波斯尼亚战争时期发生的暴行是事实，但有另一个事实也在《好丈夫、乖儿子》中得到诠释。在一个小村落，80%的男性村民在该场战争的屠杀中死去。霍尼曼跋山涉水到那里，捕捉到村里生还女性的悲苦。

    20世纪90年代秘鲁深陷经济崩溃是事实，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故事也展示了另一个事实。该片里的教师、经济学家以及家庭主妇们纷纷为了生存改行当起了出租车司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关乎名人、死讯以及名人的死讯的文化之中，这也是一个事实。然而在《永远》中，霍尼曼对这些题材的处理却如此柔和、机智并常伴有反讽的构想，这是其他电影无可比拟的。 

    海蒂的电影总饱含优美精心的起承转合，恰到好处的诗意想象，行云流水的文意述说。当然这一切最终总能让人心领神会并发自心底的升出一种仁爱悲悯之情。如果你问神学家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这答案也是霍尼曼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因：灵魂。

    （作者是《纽约新闻报》、《纽约时报》、伦敦《卫报》的撰稿人。他撰写过2005年出版的《杨德昌》）

    资料来源 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

    链接

    海蒂·霍尼曼（Heddy Honigmann），荷兰纪录片大师，2007年获得北美国际纪录片节HOTDOCS杰出成就奖。她的作品《永远》在国际纪录片界引起轰动，曾创下荷兰纪录片电影票房记录，并获得多项国际最高奖项。

    她1951年出生于秘鲁利马，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在那里，她度过了在利马大学学习生物学和文学的求学生涯。1973年，她离开了秘鲁，穿行于墨西哥、以色列、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然后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电影。1978年，她加入了荷兰籍，目前住在阿姆斯特丹，而她的电影制作职业将她带到世界各地。

    作为被放逐者的后代，她在纪录片中不厌其烦地以回忆、音乐和爱的形式讲述被流放者和局外人的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她的主题涉及秘鲁的出租车司机、巴黎地铁里的移民音乐家、巴西的老年人和美国新泽西州的古巴流亡者等。

    她曾在包括纽约现代艺术馆在内的很多地方办过个人回顾展，被圣弗朗西斯电影节授予艺术奖、加拿大热点电影节授予最高成就奖；美国人文主义者联盟曾颁发“J. Van Praag”奖给她，以表彰她所有的作品，并称“海蒂的作品是在用电影的形式对类似于“人的生存状态”的生命话题进行终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