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提到谁是塑造未来的人,人们可能脱口而出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这样的名字。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若在几十年后再问同样的问题,外国人可能要在回答的时候颇费点力气,磕磕巴巴地念出宗、刘、戴这样的中国姓氏。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在报道中称:“我们最好早点适应这个事实。”
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正在成为未来之星,人们自然对此充满了好奇
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全球有目共睹。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在去年圣诞节前夕预测,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过,这个日子也许要提前了——几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将在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正在成为未来之星,人们自然对此充满了好奇。而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的富人,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全球公众的视野之中,成为外媒报道的焦点。
根据福布斯全球富人排行榜显示,在全球1200个亿万富翁中,中国和俄国各自贡献了超过100个。在此之前,只有美国的富人数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于是,围城之外,外国媒体开始用谨慎的眼睛打量中国富人的模样。显然,他们对中国这个陌生的异质文化体还不甚了解,还有许多想要去了解的领域。但是,他们对中国富人的解读颇耐人琢磨,值得围城内的人关注。
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就在最近推出了一组系列报道,聚焦6名中国最富的创业家,以折射他们所生活的中国社会。这其中包括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刘益谦,还有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席戴志康。
“中国人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总有一套无法揣摩的标准模式。”节目制片人尼克·卢森说,“我想绕开他们不可知的面具,走到成堆的公司报表和精心准备的公开表态的背后去,看到真实的中国富人的生活状态,听到他们真实的想法,试图理解他们变富的原因。”
而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中国富人呢?卢森在报道中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都抓住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发财机会——改革开放。
卢森说,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转型期,在此期间创业要比在现在的环境里创业容易得多。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也许今后很难再次遇上。
“传统主义者”和“新贵族”
尼克·卢森所选择的6个中国最富企业家,按他的描述,“都是从赤贫中走出来的”。
“他们都经历过贫穷的日子,每天吃不饱饭,却还要拼了命干活。”他说,“现在他们拥有了财富之后,根据对待金钱的态度,渐渐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传统主义者和新贵族。”
传统主义者的代表是宗庆后。宗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去年,他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2010年中国大陆首富。在这份“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宗庆后的财富达到534亿人民币。
在卢森看来,这个拥有大把财富的中国人生活相当简朴。虽然身为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宗庆后每天的生活花销不超过20美元(折合人民币129元)。67岁的他在杭州火车站附近一个不起眼的楼里办公,吃着普通员工餐厅里的盒饭。卢森将其形容为“苦行僧般的奉献”。
在采访中,宗庆后说,赚钱是为了社会,并不是为了自己。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对奢侈品的回避态度。
与“传统主义者”相对应的,是卢森所定义的“新贵族”,代表人物是40多岁的商人戴志康。出生于江苏农民家庭的戴,在家中6个孩子中排行第4。家境清贫的他从小就学会了养猪和放牛,还会从地里挖一些地瓜,收一些蔬菜去市场上卖。后来他创建上海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到了2007年,戴志康已有100亿元身家。
与宗庆后不同,“新贵族”们对奢侈品没有强烈抵触情绪。不过,这些“新贵族”还不同于俄罗斯的寡头们,他们往往避免庸俗露富,而是用别的方式花钱——购买艺术品、到世界各地旅游、购置物业或者送子女到英美等国的私立学校读书等等。戴志康即是一例,他对艺术品颇有嗜好,而他收藏的每一件艺术品也都价格不菲。
传统主义者和新贵族都心安理得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新贵族会以买价值5万美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为荣,而传统主义者也会因戴着相比之下便宜得多的西铁城手表而自豪。
虽然中国富人被卢森分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别,但“传统主义者”和“新贵族”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其中一点即在于,他们都不避讳承认儿女将会继承财产。
“我想在不久的未来,这其中的一类很可能会黯然退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通过他们看到中国富人的整体生活状态。”卢森说。
扑朔迷离的“中国富人”
外界对神秘的“中国富人”的了解并不多。印象都还停留在短暂的相逢和坊间传闻之中。人们只知道他们拥有强大的购买力,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疯狂抢购奢侈品,但对于他们自身的故事,却知之甚少。
BBC就曾在报道中引用过一个坊间广为流传的关于中国富人的故事。讲述者是一个出售高档红酒的商人,他曾遇到一群中国商人相约对饮,他们带来的酒放在一起可以称得上世界顶级红酒展览会,每一瓶都价格不菲,平均每瓶接近16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多元)。
接下来只见中国商人把昂贵且罕见的1962年拉图倒进装类似饮料的潘趣酒酒杯里,然后兑入一些七喜或者可口可乐。这就好像对一个中国人说,把五粮液倒进一次性纸杯里,然后兑一点二锅头。
而随着像卢森一样深入探讨中国富人的报道逐渐增多,关于潘趣酒杯里的拉图的传说将会渐渐被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故事所取代。对于好奇地打量着“中国富人”的外媒来说,他们将在这个群体身上看到更为丰富的故事。而透过这些人和事,世界将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