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就在那里

    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每年的6月总有那么三天，“全中国人都会安静下来”。

    “无时不在上班的建筑工人会暂时地停工休假；成千上万穿着制服的交警出动，不让司机们按响喇叭，”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这样描写道，“目的是为中国近900万高中毕业生提供尽可能安静的环境。他们正拿着笔，认真地在答题卷上写着答案，他们相信这次考试——‘高考’或者‘大考’——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这场被称作“世界上参考人数最多的高风险考试”不仅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也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

    900多万人的考生规模，超过7成的录取率，无愧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称号；考点附近的机动车禁止鸣笛，建筑工程被限时施工，警方和考场工作人员加强了对考点的巡视，在考点门外焦急等待的考生家长……这些都成了老外眼中中国高考的一幅幅素描景象。

    这个考试公平吗？测试的知识有用吗？富家子弟是不是在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强调备考是不是排斥了其他的学习？

    对高考的类似素描在往年也曾出现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香港记者在去年6月10日发表的报道中提炼了4句“核心提示”：中国高考在每年的夏天举行；当年有近1000万考生会参加高考，录取率为68%；有人认为高考制度会限制学生的能力培养；其他人相信高考可以防止教育腐败。

    而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在2008年素描的中国高考形象在标题中就一目了然——“在中国令人畏惧的高考：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

    之所以中国人将高考看得如此重要，外媒也有许多分析。《外交政策》就写道，高考被认为是年轻人生活中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考得好，你就获得了加入精英一族的机会；考不好，你的前程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这篇文章还回顾了中国恢复高考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大学被关闭，知识分子被派到田间地头劳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大学重新开放，并于1977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像美国的学习能力测验（SAT）一样，当时高考的目的是选拔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考试高分，而不是政治恩惠或关系，成为接受大学教育的通行证。总之，高考就是要体现精英教育的理想。

    不过，如此崇高的理想寄望于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势必引发争论。上世纪80年代，不少美国人开始质疑SAT是否“真的能发掘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也想弄清楚，对考试的关注是否会影响其他的学习形式。如今，这些质疑也在中国出现了。尽管SAT和高考在实际的考试内容上有很大差别，但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家长和学生现在都在以类似的方式质疑高考：这个考试公平吗？测试的知识有用吗？富家子弟是不是在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强调备考是不是排斥了其他的学习？

    德国之声的报道援引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的话说，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考试包括现在的高考都有标准答案。所以老师、家长倾向于鼓励学生去牢记、去遵循标准答案，而不是鼓励你去质疑和批判。德国之声认为，对标准答案的刻板追求，对批判性思维的否定，造成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

    如果这些人把作弊和防作弊的智慧用来做正事，说不定，中国人早就获得诺贝尔奖了。

    同样地，外媒也非常关注高考中可能出现的舞弊现象。

    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公布了对涉嫌贩卖作弊工具犯罪团伙的处理情况后，美联社、法新社、《每日电讯》报、《爱尔兰时报》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而此前，中国媒体关于查获高考作弊作案团伙的报道也引起关注，路透社在2007年至2009年连续3年都转述了中国媒体处理高考作弊者的报道，并列举了作弊所采取的相关手段和工具。

    或许是因为今年的高考尚未发生大规模的舞弊现象，因此，境外媒体对高考作弊现象的关注，更侧重于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为防止作弊而采取的措施：《每日电讯》报6月7日刊发的报道提到了安保人员对考场周围加强监测，为防止任何可能的作弊现象。法新社6月6日的报道援引了新华社的报道，称当天教育部通报了破获45起案件，逮捕62人的涉嫌与高考作弊相关的犯罪，“包括一些兜售无线耳机和短波收音机的非法利益集团”。还有媒体使用了“中国警方使用伽马射线查验高考作弊”的标题，提到中国警方重视考场现场监考和场外利用高科技设备探测等手段，“尤其对用无线电波手段传输答案的情况高度警觉”。

    对此，有人不无讽刺地说，如果这些人把作弊和防作弊的智慧用来做正事，说不定，中国人早就获得诺贝尔奖了。

    之前，高校在招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今，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一名来自四川成都的44岁梁姓男子，作为今年高考中年龄最大的考生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目光。

    去年CNN的报道曾提到，中国从2001年开始放开对考生的年龄限制。上述梁姓男子从1983年高考预考名落孙山后，连续5年均未考上，而今年是他第15次参加高考。巧合的是，他的儿子和他一起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只可惜儿子并不认同父亲对高考的执着。

    值得一提的是，合众社6月7日的报道指出，今年中国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比去年减少了约24万人，并且已是连续三年减少。它援引《中国日报》的报道称，“中国高校享受持续增长的高录取率的所谓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其实在去年CNN的报道中，就曾提到当年的考生数量957万人，较之前一年要少65万人，但录取率却略有上升，约为68%。今年的高校录取率更是达到了72%。

    合众社的报道援引中国一家教育咨询机构的从业者的话称，除生源总数的减少外，部分考生选择出国，也影响了国内高校的录取。“之前，高校在招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今，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该人士称。

    合众社的报道还运用了教育部的相关表态，称“随着生源的减少，中国的高校将面临财政压力”。而教育部相关人士称，“这将倒逼高校改善其教学质量、改进其项目结构，并推进对高等教育的改革”。

    彭博社专栏作者Adam Minter于6月11日发表的专栏文章则将最新上映的电影《功夫熊猫2》和高考联系在了一起，通过与两位中国友人的对话，从“中国人为何没有制作出《功夫熊猫》”的发问，引出了对现行的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模式是否会扼杀学生创造力的思考。

    文章专门提到了南科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和微博上网友对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讨论。

    “毫无疑问，考生的答题会比网上的内容更加保守和稳健，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叛逆和反传统很难得高分。” Adam Minter在文章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