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y是英国一家金融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这本该是个颇安定的美差,但Amy的生活却异常奔波——她每周都要在香港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
而她这么做,为的是避免在上海的居住时间超过183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在中国大陆无住所的企业高管人员如果居住时间超过183天,就要按照中国大陆的税率来交税。
根据此前的规定,像Amy这样的高收入管理人员,如月收入超过10万,就要按照45%的税率征税,而现在,根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最新调整,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就要承担45%的税率。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工薪最高税率仅为15%,新加坡最高税率则不超过20%。
于是,Amy宁可选择每周花费大量时间在交通奔波上,由公司报销频繁的来往沪港两地的机票,也要避免在大陆纳税。
在上海的企业高管中,像Amy这样的“两地飞人”越来越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上海金融服务办副主任徐权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中就谈及这一令人头疼的话题:“一些金融业高管认为上海的个税太高了,与香港、新加坡比没什么优势,吸引不了人才、机构的聚集。”
这种金融高层人才纷纷飞离上海的现象,对于这个雄心勃勃要在2020年前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的上海来说,并不乐观。
“随着人才流动,资金也发生了流动。可以说,引进了人才,就是引进了资金。”上海市副市长张学兵在担任浦东新区区长时曾如是说。在他看来,金融人才的流动是资金流向的风向标。
近年来,伦敦金融人才增长了34%,而纽约则下降了0.7%。与此同时,伦敦的对冲基金资产所占份额已从占全球10%上升到21%,纽约则从42%降到33%。
反观中国当下的金融人才增长情况,看到的却是越来越艰难的步伐。根据近期罗兰·贝格公布的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显示,中国金融人才增长乏力。相比于2010年,同比增长仅为1.1%。
不过,上海或许不必太过担心。曾任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刘樱认为,除了“硬件条件”,金融人才也非常注重“软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他们会接受暂时略微低一些的收入。比如工作环境如何、其价值能否得到体现、专业能否得到尊重,另外,住房、教育、医疗条件等也会左右他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