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一个中国人的收入情况,知道他兄弟的收入高低,要比知道他读过多少年书或有多少年工作经验更有用。
在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正在经受高度社会流动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据世界银行的陈少华以及马丁·拉瓦利翁说,在1981年到2005年之间,超过6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有些原本收入不高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富有。但是,并非所有社会流动都是往上的。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通过集体化、公有化和上山下乡运动,摧毁了有钱人将优势传给后代的传统机制(如土地、资本、教育)。
不过,这些机制中一部分似乎又回到现实里来了。在过去30年里,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急剧增长。有些学者记录了这种不平等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传递。比如,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北京交通大学的张应强(音)和丹麦奥胡斯大学商业和社会学领域的托尔·埃里克松检视了一份从1989年到2006年在9个省份进行的纵向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数千个家庭的后代的生活情况。这些后代在财富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这与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如果这种日益增大的不平等体现的是整个社会越来越有活力,并使有能力和更努力的人得到回报,那倒不会令人担忧。然而,两位作者估计,有63%的不平等是因为机会的不平等。
机会的不平等不容易定义或测算。当一部分人被限制对社会做出全部贡献,而另一部分人则获得不相称的回报,从国家产品中拿走的超过他们的贡献时,经济学家就会担心。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会降低效率。
哲学家在这件事上想得更远。他们认为,人们是得到奖励还是受到惩罚,应该只取决于他们能选择的东西(比如努力),而不是他们无法掌控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包括通过继承得到的特权,比如财富和社会关系。但这一定义可以进一步扩展到那些我们视为优点的事物,比如天分。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法儿选择自己的天分,那为什么我们该为这些天分而得到奖励呢?
在上述那篇论文中,张应强和埃里克松考虑了许多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包括一个人父母的收入、教育和工作地点,以及这个人的出生地点和性别。他们发现,父母收入高对一个人的发展前景有帮助(父母的收入每增加10%,子女的收入就会提高4.5%);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对前途帮助是很大的。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则没什么帮助。在调查涉及的省份,父母的工作单位要比他们在哪里上学更重要。
然而,并不是所有父母带来的影响都可以观察、区分和衡量。因此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这两位作者又研究了一个代替指标——一个人的收入和其兄弟的相关性。根据埃里克松的意见,这种兄弟间的比较是衡量家庭和社区影响的一种比较好的综合测量方法。如果两个孩子被同样的人,在同一个地区的同一屋檐下被带大,他们的出生和生活背景等许多外部因素就是相同的。如果这些因素在社会中非常重要,它们将决定两兄弟在生活中的机会,并因此使他们的收入紧密相关。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家庭背景在社会中并不重要,那么兄弟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就会很低。
在2000年一篇联合署名的论文里,埃里克松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种相关性在美国的数值要远高于北欧国家。在中国,这种关联度更高。他们认为,要想了解一个中国人的收入情况,知道他兄弟的收入高低要比知道他读过多少年书或有多少年工作经验更有用。
□英国《经济学家》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