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郎朗成为最令人震惊的现象

    5月12日，28岁的中国钢琴家郎朗接过由英国查尔斯王子颁发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音乐荣誉博士学位，表彰其杰出贡献及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获此殊荣的还有苏格兰作曲家麦克米兰和芬兰指挥家萨洛宁。

    身穿一身银色阿玛尼西装，郎朗来到他在巴黎的酒店大厅接受采访。他刚结束一个关于他新创办的基金的会议。这个基金致力于鼓励那些制作音乐的孩子们。这天是4月1日愚人节，由此引得他一阵大笑。我问，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吗？

    “嗯，不算有。我是在美国知道愚人节的。但是我14岁就来美国了，有近一半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所以愚人节也算是我的风俗了。”

    压力大得用拳头捶墙

    1997年，郎朗获得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在此求学。从而开始了他适应西方方式的漫长过程。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吗？“不是，此前我去德国参加过一个钢琴比赛。我还记得，走在街道上，对那些宏伟老建筑的坚固感到惊讶不已。在中国，我们也有很多古老建筑，但都是木质结构，欧洲的建筑让我感到很新鲜。”

    那时他对欧洲有什么了解吗？像想起什么似的，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当然！那时我疯狂地喜欢足球，知道很多英国和意大利的城市。我常通过有线电视看比赛转播，那在上世纪90年代刚刚兴起。”

    这个男孩当年住在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转播，为了“好玩”而弹钢琴。但是他有个爱他却有点专断的父亲，他坚信儿子将是中国最棒的钢琴家。在父亲的陪伴下，郎朗来到北京，找到最好的钢琴老师学琴。

    他的第一个老师让他备感丢脸。“她不愿教我，”郎朗简单地说，“因为她觉得我没有天赋。”郎朗的父亲说他不够勤奋，为此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郎朗曾经狠狠地用拳头捶墙减压。

    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个给他希望的老师。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后，郎朗苦练琴艺。终于在日本一个为青年钢琴家举办的钢琴赛中崭露头角。他获到了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奖学金。

    他的转折点在2000年的一天。当时他不得不在最后一刻接替别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从那时起的10年来，郎朗成为一种最令人震惊的现象冲击着世界古典音乐界。他曾在50亿观众面前，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他的面孔频繁出现在广告和杂志上，为阿玛尼和奥迪等顶尖品牌代言。

    在古典音乐世界，郎朗征服了一座又一座高山。他曾在各个伟大的音乐殿堂，和最好的管弦乐队合作过。

    “为何不让古典音乐也有趣些”

    在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中，浓缩了如此多的失败和荣耀，你想当然地认为他情感的伤痕会显现出来。但是，正如他对足球队的评论所展示出的性格，这个热切的男孩还活在郎朗心中。他对娱乐圈的热情让他看起来似乎倒退到19世纪早期，那时娱乐和高雅艺术的界限还不甚明显。

    “当然，古典音乐是非常严肃和高水准的，但我们为什么不让它变得也有趣一些呢？”他说，“古典音乐最贴近我的心灵，但是我喜爱流行音乐。对我来说，真正伟大的流行音乐家，比如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他们创造出最高水平的艺术。为了那些年轻听众，我尝试着将流行音乐融入古典音乐。因为我和他们年纪相仿，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似。”

    不出意料，郎朗喜欢李斯特。在19世纪伟大的音乐家中，李斯特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那郎朗认为李斯特是一个严肃的作曲家吗？“他有浮夸的一面，也有严肃的一面，我喜欢这种融合。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总是像上帝一样，任何事情都力求完美。” 

    但是郎朗也认为有一种音乐是非常严肃和谨慎的，有它特别的价值和挑战。“问题是，如果单纯是技巧困难，你知道何时可以克服它，”他说，“但如果是对音乐的理解有困难，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你觉得已经在练习室解决了这个问踢。但在舞台上，你无法向听众传达。”

    同时，他也意识到，除了天赋和勤奋，还有第三个因素控制着表演。“我总是在演出中做到自己的最好，但这不意味着每场音乐会都是最佳的表演。因为有些乐章需要时间去体会。”

    “比如？”

    “巴赫第一协奏曲。在第8次表演后，我才慢慢表达出想要的音乐。还有贝多芬29号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子我还没在公众面前表演过，因为我需要建立自信。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他在美国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完全西化了吗？“嗯，我不是很确定。在费城我觉得像回家一样，但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认同的。我认为西方的高等教育非常出色，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玩乐太多，缺少原则和尊重。”

    这听起来开始像儒家思想了。在问到他对哈佛教授蔡美儿有些“极端”的教育方式有何看法时，他说：“任何方式的极端都是不好的。”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认真：“但是对于音乐，你不可能中庸。如果乐谱是急板，你不能弹成慢板。如果在音乐中你也事事中庸，你就变成办公室中那个唯唯诺诺的人。”平衡生活的平和与艺术的极度紧张——这似乎就是郎朗的信条。

    “现在，我正阅读关于毕加索的书籍。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像贝多芬和毕加索那样，带着整个世界前进。现在，没有真正伟大的作曲家可以为整个社会代言。这正是未来我希望能做到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