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日本发生大地震及海啸后，灾区传出了多起灾民自杀的报道。萦绕灾民心头的绝望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开通自杀热线，向灾区派遣更多的“自杀顾问”，提供心理治疗和咨询，并向心理治疗项目投放更多资金，以避免自杀现象蔓延。
当一个人自觉生无可恋，他（她）身上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能及时捕获这些信号，并劝阻他们吗？
走不出的灾难阴影
杉本直子从新成立的国民心理健康机构那里，得知了多起灾民自杀的消息——由于即将丰收的卷心菜被放射性物质污染，一位菜农上吊了；政府公职人员不堪巨大的工作压力，选择了自尽；住在福岛的百岁老翁自杀，原因可能是不愿背井离乡躲避辐射；在海啸过后找不到孩子的父亲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杉本直子是日本全国性组织“遗族支援”的领导者，致力于帮助自杀者遗属走出阴影。她担心个别灾民的自杀可能很快会演变成蔓延之势。“这些人不是在灾难发生的过程中死去的，而是在灾难过后选择了自杀。我们得问问自己，能为这一部分人做些什么？”
因为受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喘过一口气后，还要打起精神继续寻找生活之道。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灾难带来的压力会慢慢渗透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目前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就经历了一次自杀潮。当时有超过6400人在灾后选择自杀。杉本直子说，自杀者中包括当时的阪神市副市长。他在大地震一周年时往身上淋了煤油，点燃了自己。最近13年以来，日本平均每年的自杀人数都达到3万人。在这个人口1.27亿的岛国上，如今每15分钟就有一人自杀。
绝望是由小事堆积出来的
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当社会经历动乱和衰退，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受到破坏，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就被削弱了，这时往往会导致自杀率明显增高。这种对自杀原因的解释令涂尔干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令人陷入抑郁的潜在原因非常明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助教盖斯瑞·费尔南多说，“负面情绪不是由严重的精神创伤诱发的，而是在灾后努力重建家园的过程中，由生活中遇到的诸如停水、停电等小事经历数年堆积出来的。”
在有关自杀的研究中，自杀的“传染性”也是一个很受重视的现象。不少研究都介绍过因媒体详尽报道自杀事件，而使自杀或企图自杀者增加的事实。对1973年至1979年美国电视报道自杀事件的研究报告指出，关于自杀事件的报道确实能导致青少年自杀率上升；进行报道的媒体越多、内容越详尽，导致自杀率上升的幅度也越大——在那段时间，美国青少年中女性自杀率上升了约13%，男性上升了5%。
学者认为，最容易引发模仿性自杀的新闻报道有以下特征：详细报道自杀方法；对自杀导致的身体伤残很少提及；忽略自杀者生前长期有心理问题；将引发自杀的原因简单化；自杀者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等。
并且，日本社会文化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就是人们对自杀行为经常倾向于给予认可。“日本每年的自杀案例中，超过一半是由于财政原因——用性命换回亲友抵押出去的东西，这成了一种残酷的还债方式。”费尔南多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为农民、渔民等蒙受损失的人建立起一个财政安全网，以防止生存能力和意志被削弱的人们走上绝路。
“生无可恋”的信号
当悲伤、无助的感觉挥之不去，那些经常感到压抑或生气的人就可能想到自杀。有时人们觉得，成天把自杀二字挂在嘴上的人不会真的行动。这个观点可不总是对的。事实上，有自杀倾向的往往会释放出以下信号：
谈论自杀或死亡
谈到想“离开”
谈到无助感、罪恶感
和亲友保持距离，不愿出门
以前喜欢的活动，现在不想再参加了
注意力下降，思路变得不够清晰
作息、饮食习惯发生改变
有自我伤害的行为，比如酗酒、吸毒、飙车等
那些本来就感觉沮丧的人，很可能由于分手、亲人去世等事件而引发自杀的念头。如果身边有人跟你聊有关自杀的话题，不要坐等着他（她）自己“想开”。大多数想自杀的人，其实都愿意跟那些关心他们的人谈一谈。
问朋友是不是想自杀，是一句很难启口的话。有时候人们不愿露骨地谈论自杀，是害怕这么做会将自杀或伤害自己的想法植入对方脑中，让一件本来不会发生的事成为可能。但单纯的询问不会带来坏处，交谈会让对方觉得被关心和理解，这可是和导致自杀的念头完全相反的感觉。
不要让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人独自待着，其实他（她）十分需要和外界联系在一起。即使对方让你发誓不告诉别人，你还是要去寻找帮助。告诉一个可靠的成年人，有必要的话拨打心理帮助热线。
有时即使你尽了全力，还是无法避免亲友自杀。悲痛是难免的，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背上罪恶感，认为自己本来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另一些人则会对自杀行为感到愤怒。这些都是正常的情绪。但如果你沉浸在这些情绪中无法自拔，那么这时候，就换成是你需要找个人来谈一谈自己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