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的原罪

    ○文 WOLFGANG MüNCHAU（经济评论网站eurointelligence.com持有者） ○译 commondata

    4月6日，随着葡萄牙正式向欧盟请求营救，欧洲债务危机的最新一幕徐徐拉开。这次危机，已将关于这片大陆通用货币的每一声谎言、每一种骗局，以及每一个政治、立法和经济漏洞暴露无遗。欧洲人迟早需要为欧元纠偏，其理由在于，一定程度上，他们仍被自己的造物所蒙蔽。

    欧元体系难以自圆其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向普罗大众兜售欧元，其拥护者炮制了一系列难以自圆其说的承诺。比如德国曾允诺，货币联盟不但不可能上升为“财政调度者”，而且将创造一种至少像德国马克一样稳定的货币。法国对欧元的理解，是一辆可改善其国内和国际竞争力的顺风车。对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来说，欧元提供了货币稳定的机遇，还有持久性的低利率。而在那些银行体系高度散漫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爱尔兰看来，欧元带来的是“一夜暴富”的前景。

    在一个交集寥寥的治理体系中，上述诸类心猿意马的许诺终于达到高潮。货币纪律将被置于一家独立的央行控制之下，其使命是保证欧元价格的稳定。财政纪律则假定被稳定与增长的契约所替代，也就是著名的百分之三规则——年度赤字不能高于GDP的3%。

    这类主观臆测支配下，欧元区总是对金融危机感到敏感。但在一片否认声中，欧洲却从未形成危机解决机制。恰恰相反，它推崇的是一系列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则：没有退出机制（无法离开欧元区，也不能重新引入国家货币），不能违约（所有主权债务合约都应当履行），也没有救助（成员国之间没有财政调度）。不救助的承诺，已被供入欧洲法律的神龛，而不得违约的原则，也已得到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普遍默认。然而，不得退出的原则却很少被人提及。在各色欧盟条约中，从未提到过此类手续。形式上，退出的唯一方式是核爆般的选择——完全退出欧盟。

    银行业危机成了“传染病”

    危机始于欧洲大陆的宏观经济失衡，同时交织以管理匮乏，以及不良的银行体系。德国倾向于超额储蓄（2008年，该国贸易盈余达到8%），而欧洲银行业因此得以轻易向西班牙和爱尔兰大举投资。随着现金的流入，上述两国的住房泡沫不断成长，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其住房价格上升超过三倍。

    最初的麻烦，几乎全部来自私人部门，而非公共部门：如果今天欧洲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那并非其本意。

    正是欧洲领导人的政治决定，最终陷个别国家的偿债能力于险境。2008年10月，即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不久，在欧洲危机化解过程中，为了遵循“各家顾各人”的银行业解决思路，欧元区领导人作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每个国家要为本国银行体系担保。根据这一判断，欧元区银行业危机扩散成为一场可传染的，国家性的财政危机。领导人们当时如果为患病银行准备欧元区范围的营救基金，并辅以一套银行解决体制，这场危机应该可以控制在私人部门以内。而如果当时银行业隐患得以清理，接下来在希腊遇到真正的财政危机时，它们应对此事的选择就会多得多。

    政治阻碍欧元区解决问题

    此后，由于过于关注危机症状而不是麻烦的根源，欧元区领导人犯下了双重错误。他们将超额国家债务，而不是位于债务根源的银行，当作欧元稳定的主要威胁。为此，他们开出的处方是财政紧缩，尽管这么做对真正解决问题毫无用处。削减预算取代银行业清算，成为换取欧洲金融支援的代价，这便是到目前为止，三个反危机机制（2010年5月的希腊贷款项目；为筹资困难国家紧急状况而设的欧洲稳定基金；以及欧洲稳定机制，一个永久性的稳定机制，旨在排除未来可能出现的故障）的潜台词。

    但在此期间，实际问题仍未解决。美国的困难资产救助计划（TARP）通过强迫银行业接受政府注资而成功镇压了该国危机，然而欧洲却没有类似对策，其银行体系脆弱如故。很难对资本匮乏的程度做出准确估计：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和官方实体对此看法各异，但问题显然不会好转。目前对爱尔兰银行业进行资本调整将需700亿欧元。在西班牙，若要对在不动产部门暴露风险敞口最多的各地信用合作社进行资本调整的话，其成本可能在200到2000亿欧元之间。而对德国银行部门进行资本重组所需资金大约在1000亿欧元以上，或许还会更多。德国银行体系比通常人想象的更加脆弱。德国不动产银行HRE已被国有化。从某些方面来看，希腊银行业同样需要重组资本，此外葡萄牙也很有可能步其后尘。针对欧元区的资本重组，总计可能需5000亿欧元以上资金。

    美国TARP计划中，一项政策可以为解决欧洲问题提供很大帮助。但不幸的是，此中存在重大的政治障碍。一些欧洲精英显然没有理解问题的本质：传统而言，欧洲人解决银行业危机的方法是坐等其结束，即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下一场经济复苏的到来。实际上，德国就是靠这一点克服了为统一而付出的成本。但遗憾的是，这种乐观的立场毫无根据。

    银行业应与政府脱钩

    银行业与其所在国家政府的紧密联系也导致改革很难进行。在德国，6家需要资本重组的地区性银行全都与当地政府关系暧昧。在西班牙，地方信用社与主要党派的利益息息相关。在爱尔兰，评论员经常强调此前执政的共和党与银行的友谊。实际上，回到2008年10月，高度政治化的银行部门的存在是欧元区领导人决定为银行业提供大安全网和国家担保的主要理由。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将本国银行陷于窘境，也不愿其处于竞争的不利位置。前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当时就曾承认，他的国家之所以反对将管理权力上交欧盟的理由在于，这会令德国失去对银行业的政治控制。

    不过现已证明，一些成员国，比如爱尔兰，由于太虚弱因此无法处理其银行体系。而其他国家，如德国，则是根本没有此种意愿。德国政府甚至允许其国家银行资本重组基金（SoFFin）在2010年期满之后没有任何下文，尽管欧盟当时正计划于2011年春季进行新一轮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在欧盟范围内展开，但德国人相信自己能在引信点燃之前将其熄灭。一名德国高级官员曾对我承认说，既要向议会请求救助欧盟外围国家，又要处理本国的银行部门，对此政府实在勉为其难。

    只要不进行银行业重组，即让国家债务与金融部门的麻烦脱钩，欧洲的危机势必将继续延烧，直到一系列国家不可避免地违约。真相在于，对银行部门的清理代价高昂，且不得人心，但就欧元区整体而言，这一点又不可或缺。对于银行业重组，我曾经估算的最高成本约为5000亿欧元，不到欧元区整体GDP的10%。总的来说，这笔钱应该是可控的，因为与美国相比，欧元区的债务与GDP的比率更低。但各国各自处理资本重组的成本却难以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银行业危机将不可避免的需要所有使用欧元的国家合作解决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欧洲人已经陷入一场经典的集体行动困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会妨碍各国的联合解决。而且，各成员国仍然没有从政治上理解上世纪90年代引入欧元的重要性。我们又回到欧元区的原罪上来——谎言、骗局和建立时的诸多漏洞。只要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这片大陆便会继续不得安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