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方高层就是否全面对华开战出现分歧。经过短暂的交锋，少数主张应当谨慎行事的声音，很快被好战派“扩大事态”的喧嚣所淹没。但是，这些幻想“给中国一点颜色”的狂热分子没有料到，他们的轻率决策不仅激发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决心，也让日本帝国的战车加速驶上了通往毁灭的不归之路。

　　不扩大政策一度占上风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７月８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发电指示前方：“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但是，这只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等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观点。他们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

　　石原是这样考虑的：如果和中国全面开战，即使把战区限制在黄河以北，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１５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５５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７月９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向华北增兵的建议，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好战派逼高层改弦易辙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面子上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转眼就改变了主意。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在其他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也是扩大派占了多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２１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１７期，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２２期，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

　　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这是在挖坑埋葬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老实的支那吗？至于这么谨小慎微吗？石原等人在卢沟桥事变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

　　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的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要数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这帮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这番话没有出什么格，就连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４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

　　中国已经没有了退路。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这段话在不少日本人的回忆录中，都被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自己原本不屑一顾的话中，凝聚了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最重要的是现在“爱国”

　　此时的日本已经全体疯狂了，和以往的事变不同，内阁这次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７月１１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主持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会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工商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７月２０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提出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批准。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莞尔等人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７月２７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３个师团，以支援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７月２８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有限战争”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所以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论调：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决定扩大处理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参谋们首先没有想到这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以后亡国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爱国”就行了。

　　所以说，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就此拉开。之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８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它也彻底走上了一条通往毁灭的不归之路。

　　（：：节选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