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刚成立的生命科学院，实验室仪器尚在安装，但走廊上贴满的告示已经预示着初战告捷——来自美国斯坦福、哈佛和其他海外名牌大学的科研人员，已受聘该学院。院长施一公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细胞死亡的教授。他说，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以“解决生物学的基本之谜”。

　　中国正加大力度吸引该国最杰出人才回国，而施就属于这场运动的最大“俘获物”之一。去年，北京发起了“千人计划”，为顶尖华人科学家提供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的科研资金、丰厚的薪资和大笔实验室资金。

　　“千人计划”的目标，是解决中国立志成为创新强国的最大障碍：有经验的科研人员的严重短缺。现在，中国政府对科研投资加大，大陆的大学岗位变得更有吸引力。美国西北大学前神经科学教授饶毅说，１０年前，在美华人科学家每１００人只有一人考虑回国，到现在，已有半数人会考虑，“还有机会招到哈佛大学的后起之秀”。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提高薪酬待遇确实有帮助，但归国人员说，吸引他们回国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有机会从零开始建立一个科研项目。美国实验室苦于缺少资金，而中国正在扩展。施说，他在中国的收入低于在普林斯顿，他在美国管理一个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并参与创立了一个药物研究公司。但在清华，他帮助设计了一个生命科学项目，有１５００名学生。迄今，施一公已从美国延揽了２２位科研人员成立实验室，并已对其余１５位发出邀请。

　　有时候，归国人员享有的高待遇，可能导致与国内教师关系紧张。运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的专家魏佳（音译）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年薪仅相当于１万美元。“这真气人，高薪只留给那些还在美国的人。”去年，魏离开上海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负责一个新研究中心，他在那里的年薪达６位数。

　　不过仍有许多人不为所动。卡内基·梅隆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吉米·朱的母校，以１４万美元年薪、住房补贴和超过１００万美元实验室启动资金，吸引他回武汉。但朱决定继续待在美国，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国内“科研环境尚未成熟到能促进真正的创新”。而且认为，中国一些官员往往根据个人关系、而非科研成就审批科研拨款。

　　归国人员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例如，清华大学现在为顶尖科学家提供较长期的拨款，允许他们自由进行真正的创新研究。施院长说，新课程将更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而非死记硬背的能力。他说，随着这样的改变落到实处，中国应该会取得将理论研究转化为高科技产品的诀窍。他预测说：“当人才到位后，改变会水到渠成。”（：：美国《商业周刊》杂志１１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