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１９９９年，《青年参考》报记者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结识。２００９年初，记者再次与他在瑞士相聚，并畅谈了５个小时。话题涉及他与中国的渊源、他眼中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眼中的中国改革等。他的话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一段历史。下面是克伦茨本人的叙述。本文是上期《“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的续篇。

　　１．“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谈到１９８９年秋的中国之行，我还有一点很惊讶——中国方面对我们德国共产党人表示了很大的尊重。总而言之，当时我就访华之行写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这个报告我保留至今，但是目前不在柏林，有机会我可以拿给你看。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

　　经常听到一些言论，认为民主德国和苏联的衰亡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我总是说，不对，你们会失望的，亲爱的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古巴还在！越南还在！

　　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这当然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也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要对中国同志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你们是希望，是许多人寄托的希望！你们成功地把本国的特点与社会主义的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你们或许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能持续地实现新老班子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党的领导层在换代时出现问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人事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当今世界，在欧洲社会主义消失了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难能可贵。我希望未来仍能继续下去。

　　我虽然身陷囹圄，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我国（这里指的是东德）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一直向我提供全面的信息，以便我能同步跟踪了解中国的局势。

　　２．“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

　　贝特霍尔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大使，他在中国学习过，与全家一道在中国生活过，但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大使，在两德统一之后没被录用。遗憾的是，联邦德国（西德）把所有民主德国的外交官全开除了。也许只留用了几个所谓的专业人员，例如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

　　本质上，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几乎没有一个领域的高级人才被联邦德国接纳。包括所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罗斯托克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金克曼教授，这位教授因为曾在统一社会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有关卫生问题的报告，结果（在德国统一后）被革去了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还有一个例子：柏林的沙里泰医院非常著名，那是民主德国的最高医学机构，有许多权威医学专家在这里工作。他们绝大多数被革职——联邦德国的做法是十分彻底的！

　　在所有法院中，至少在高级法院中，根本就没留用民主德国的法官。

　　此外，大多数教师被开除。例如，有一位女教师，她受过专业的高等师范教育，曾当过４０年教师，却被联邦德国解雇了，理由是她不适合当教师。她之所以不适合，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整个（东德）国家安全部被描述成魔鬼机构，被丑化为一个犯罪组织，其成员统统被解职，甚至退休金也很低，被称为“惩罚性退休金”。

　　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自俾斯麦１９世纪统一德国以来，德国就一直遵循一条原则：退休金不应受政治约束！但是，联邦德国实际上是用削减退休金的方法来惩罚民主德国的国家公务员，从而导致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生活境地。另外，军衔比较高的军官也没被录用。所有将军和上校都被解职。即使是那些愿继续服役的军官，也没被录用。

　　此外，民主德国许多国民的财产也被剥夺。例如，一些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战后逃走的西德国民回到故乡，说这房产、地产是他们家的，于是，经营了几十年的东德居民只好白白地把房产和地产还给人家。

　　我要说，这是对东德的司法清算！

　　３．“我欠的诉讼费６０年才能还清”

　　东德沦亡后，西德的复仇法律将我们这３０００多名高级党务干部的养老金，压低到普通工人的平均水平，我的养老金只相当于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退休金。与此同时，我每月还必须偿付３００欧元的诉讼费，剩下的收入远远低于德国目前的最低贫困线。

　　我们这一批政治局委员同时受审，法院为我们５人指定了两名律师。如果我们５人胜诉，诉讼费由政府承担；如果败诉，诉讼费就由我们５人分摊。由于５名被告中已有２人去世，只剩下萨伯夫斯基、克莱伯和我３人，所以我个人分摊２１２０００欧元。

　　如今，其他二人的诉讼费已被勾销，原因是他俩早就向西德司法部门认罪伏法，只有我一人不服判决，所以法院方面毫不手软地继续追缴。按每月３００欧元计算，我差不多得６０年才能还清！

　　４．与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谈

　　记者问，柏林墙已倒塌近２０年，回顾往事，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了什么历史作用？克伦茨似乎经常回答这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地道来。

　　当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担任苏联领导人时，我们以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关系，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因为苏共中央在３年内已换了３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逝世）、安德罗波夫（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逝世）和契尔年科（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０日逝世）。我们民主德国当时也有改革的想法，即应当把世界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为此应当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在１９８５年，我们的想法与戈尔巴乔夫不谋而合，就是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改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虽然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给出任何答案。他在上层建筑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却从不切合经济基础的实际。他根本就找不到解决这个大国经济问题的办法。

　　人们从鼓舞与兴奋的情绪中生出了疑问，包括昂纳克本人。

　　昂纳克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的观点是，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事后来看，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既然他认为那条道路走不通，就应该指出走得通的另一条路。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因为这样，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就产生了疑虑，关系就受到了影响。

　　我当时的立场是：谁在苏联掌权，这是次要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民主德国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在我成为总书记后，就坚定地决心继续保持并巩固与苏联之间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

　　因为他多次在谈话中对我说，苏联、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德国。

　　我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去苏联访问，这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１０天。当时有一个熟人来看我——那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的老熟人，他到我的住处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到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对我说，你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时要当心他给你捅刀子。

　　当我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日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我们相互问候，像老朋友相见时那样问候，兄弟般地拥抱接吻。我问他：“你说，冷战已经结束了。我想问的是，作为冷战的孩子，东德的命运将会如何？”他说：“我同科尔（时任西德总理）、密特朗（时任法国总统）、撒切尔夫人（时任英国首相）……（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说了至少１５个政治家的名字）我同他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根本就不能设想两德统一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在科尔面前不应当退步。当我提出一个问题，认为柏林墙已不合时宜时，他的回答是：“现在我们不改变任何现状。这方面所有的举措都要经过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协商。”

　　这次谈话持续了４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只有我、戈尔巴乔夫、一位翻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负责记录）。

　　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

　　５．我太信戈尔巴乔夫了

　　当时，我过于相信戈尔巴乔夫。我并不是相信他本人，而是把他视为苏联的代表，视为苏共的最高领导。我必须说明：我一直到最后还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尽管他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手脚。

　　我的很多战友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也有人认为他是美国谍报机构的特务。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

　　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苏共）总书记这一职务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听说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说过一句话：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埋葬共产主义。我不相信他当时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被历史的发展牵着鼻子走的，而不是像中国的邓小平那样，是预见到未来，主动地发展前进的。

　　因此，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有过良好的愿望，但把事情搞糟了；许多人信任过他，与他同行，包括许多苏联人信任过他，但他最终把他们置之脑后。

　　我曾在１９９４年问当年的苏联外长、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你和戈尔巴乔夫有没有故意出卖东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东德问题。我们只是讨论过如何挽救苏联的问题。”

　　６．希望来北京看大阅兵

　　记者与克伦茨的谈话持续了５个小时。在分手的时候，克伦茨紧紧地拥抱记者，深情地说：“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６０周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访华２０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去看一看大阅兵。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希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