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财力日渐殷实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某种历史性的宏大叙述风格正重新降临中国，落在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头上。无论从国家文学史还是个人命运史的角度，自传文学都是一种必要的文学样式。

　　梁启超曾答应过胡适要写自传，但直到他５５岁离去时终究不曾为他自己写过任何才情文字。民国之初那些年里，胡适感叹中国文化界缺少传记文学，于是四处鼓动文坛友朋留下“个人史”，包括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可惜应者廖廖。因此，旧友郭沫若、李季先后出版自传，胡适还很高兴。

　　因临近４２岁生日，笔者找出胡适先生４２岁之时出版的《四十自述》，细读颇多感慨。

　　虽然胡适当年的自述以今天的眼光看，真是“文学得很”（连他母亲的订婚都写得栩栩如生、颇多对话），但他毕竟真切地以自己的眼光追述描画了个人历史长河的朵朵浪花。而他当年通过上海东亚图书馆刊行这部薄薄的传记之时，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那个被称为星光灿烂、大师辈出的年代。

　　在中国，自传之不受青睐也有传统，或许是因中国文化重社稷、轻个人的文化观念，自传文体被烙上西洋文化产物之印便有情可原。胡适所希望的，当然是一种在宏大叙述之外的、对涓涓细流的描摹，或许更真实和隐秘，但肯定有更多细节，可供人对人类进步之文化洪流的形状能有更多个案进行研磨。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来临，宏大叙述成为主流。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选择了台湾并最终在１９６２年２月病逝于台北。这期间的中国知识界经历的冲撞、彷徨、游离和命运抉择的人生戏剧，何止一位胡适先生。

　　巧合的是，胡适病故４个月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于１９６２年６月正式创刊。从那时以来，这本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刊物，便集合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量文史资料，甚而成为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各汉学中心、东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其地位已无其他中文刊物可比肩（直到去年春天，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气氛转暖，首批《传记文学》丛书“登陆”亮相，加入了中国大陆知识界自传文学方兴的细流。

　　以上述脉落可看出，当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的《随想录》竟然成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学读物，以至后来连文革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和揭发信，都具有了超级史料价值。再后来则以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为高峰。然而无论怎样，人们似乎还不能承认那些影视歌明星们出版的自传类文字可以入列知识界自传文学——他们虽然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但却不能提供一种理性的、反省的、警示的思考。

　　如果人们读过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不是会想知道陈先生要如何叙述自己的一生？在他人的观察、猜测和理解中，他自己如何去看待命运的转圜，这毕竟是一场思想对话中的缺席——自传的社会化价值绝不是自娱自乐，而应是那些时代的“微缩景观”。

　　中国需要更多自传，更多基于个人视角的价值重估。

　　（：：美国《侨报》３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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