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我过了糟糕的一天，但对美国来说再寻常不过了。

　　起初其实还不错，在香港水域一个名为“滘西洲”的岛上，我站在那里的一个俯瞰南海的小山顶上，用朋友的中国电话和远在马里兰州的妻子通话。数小时后，我乘坐一辆豪华高速列车——配有无线网络连接，信号如此之好，我甚至能一直通过手提电脑上网——从闹市区抵达超现代化的机场，然后飞离香港。

　　正如我以前所说，从香港赤腊角机场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就像从机器人时代跌回原始人时代。肯尼迪机场丑陋、低矮的入境大厅狭小拥挤，使用行李车还得付３美元。（我们难道不能至少为外国来客提供免费行李车，就像世界其他大机场一样？）我打量了一番这个邋遢的屋子，想起以前去过的某个地方。我记起来了：是香港旧启德机场的行李大厅。这个机场在１９９８年关闭了。

　　次日我去纽约的宾州车站，到站台的自动扶梯太窄了，它们似乎是在行李箱发明前设计的，令人作呕的站台看上去从二战以来就未打扫过。我坐上高速列车从纽约到华盛顿。一路上，我试图用手机进行采访，在１５分钟内３次信号中断。我还能怎么想：如果我们如此聪明，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要远比我们过得好？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回到家，通用汽车公司正在得到政府救助。

　　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不能让这种愚蠢方式继续下去了。我们沉迷于减税已经太久，以致无法救助已成为“庞大财富摧毁机器”的汽车公司。我们的能源价格不鼓励投资２１世纪可再生能源系统或节能汽车，我们的公共学校没有防止文盲毕业的国家标准；我们的学院培养出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当这些外国学生毕业时，我们不是给他们绿卡，而是下达逐客令，让他们回国开公司与我们竞争。

　　最重要的是，我们倾向于将我们最好的集体智商转向和奖赏做“虚拟工程”（比如金融业），而非现实工程的人。这些原本应该成为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正在设计的，是“钱可生钱”的复杂金融工具，而不是设计汽车、电话机、电脑、教学工具、互联网程序和医疗设备，这些本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和效率。

　　正因为此，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救助。我们需要重新启动。我们需要扩建。我们需要加强。我们需要整个国家改头换面。这也是今后几个月属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时期之一的原因。由于金融危机，新总统奥巴马获得了两党都支持的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但我们必须确保用好每一个美元，因为这是从我们孩子的将来借贷来的。

　　美国仍具有振兴资本，仍拥有最具创造力、最多元的文化和开放社会。中国或许有宏伟的机场，但他们仍有时审查西方新闻网站，审查限制了国民想像力。所以，尽管犯下种种失误，我们仍有机会抓住２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