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村（韩健，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作者）是一个歌手，他父亲是位少将，但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平民还平民，挎个黄书包，骑辆破自行车，积极地表现自己没有任何精英的身份特征，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比底层还底层，但骨子里还是精英一个。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民粹”为表，“精英”为里。

　　谈“精英”色变

　　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弥漫，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本氛围。我们受这种气氛左右，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正所谓“希圣希贤”。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是精英、羡慕精英或者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己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马上就否认，惟恐避之不及。

　　经过百年来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表面上有了很大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根本改变还很难说。比如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批王朔是痞子，太俗，太平民化。后来，王朔批金庸、港台文化和雪村太庸俗或媚俗。

　　我们经常处在精英与平民的困惑之中。比方说薛涌，最近他有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他一直非常强调美国社会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平民性质。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即便在美国，实际上也主要是精英在打理。他还有两本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其中谈到美国社会和教育是如何培养精英的。

　　谈到“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赞成“精英主义”，那赞成什么呢？难道要赞成“民粹主义”？古代，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和大众是拉开距离的，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大众就是大众，精英就是精英，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从孔子到梁漱溟都非常明确，永远有这么一个差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求精英和大众结合、打成一片。一旦谈到这两者的结合，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因为结合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有一种结合是以多数人民为号召，甚至为幌子。

　　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可以看看王小波的态度。其实他也很精英。他有一种孤独，追求优秀和卓越；另一方面，他也很大众，肯定不会想干预别人的生活，赞成让老百姓过好、吃好和穿好。当然，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已边缘化，本就是一介平民，需要想清和理顺的主要是安己亦安人的态度问题。

　　精英肯定是少数

　　我倾向于把“精英”看做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性描述，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能力比较出众，不以道德或政治划线，比如，正统的曾国藩和反叛的洪秀全都是精英。过去，真正的精英社会不用“精英”这个词，而用另外的词，比如中国用“君子”、“士大夫”、“圣贤”。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词，比如“领袖”，或者“先锋队”、“公仆”。

　　精英肯定是少数，这个数量标志也是一个中性的和客观的标准，没有道德上的褒贬含义。人多了就不出众了，没有说精英是多数的，说了也是假话。

　　按照这种分类，也许还可以在少数精英里面分出思想或者观念的精英和行动的精英两大类。思想的精英自古就有宗教先知、哲学家、艺术家三大类，到了现在则要加上更为突出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观念和思想上的精英，不太直接影响大众，要经过中介和时间，通过行动精英来影响社会。

　　行动精英自古就有军事家、政治家，还有宗教领袖，近代以来还要加上相当突出的商人、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富可敌国。观念精英和行动精英这两类人是很不同的。以前我们太注意意识形态的分类，其实这两种人很值得分析。

　　网络声音不等于民意

　　关于超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说法，我颇表赞同，主观上应当如此，但这两种东西可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比如，网络上众声喧哗自然很好，但有的人还没看完对方的东西就破口大骂，辱骂甚至变成了汹涌的浪潮。如果这种辱骂变成一种主流民意的话，就有点儿可怕了。就像以前的“文革”群众专政大会上，拎出一个人来，问“判几年？”在那种特殊的气氛下，大家异口同声喊：“杀！”这就有点儿可怕了。现在都说要重视网络的民意，其实还要分析，到底有多少人能上网，发表激烈意见的人真的是多数，真能代表民意吗？所以，我觉得要谨慎对待这个问题，不要禁止人们发表意见，但是要有清醒的头脑。

　　（：：摘自《社会学家茶座》２００８年第２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月版　定价：１４．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