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２５０万军人，包括日本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及二战中甲级战犯的灵位。在日本，“靖国”问题是与其近代历史相关的国家与国民“为国牺牲”的关系问题。

　　在《国家与牺牲》一书中，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对日本祭奠侵略战争中的死者及战犯，并表彰这些作出“崇高牺牲”的“英灵”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性探讨。

　　首先讨论一下所谓“靖国”的“牺牲逻辑”到底是什么。

　　近年来，小泉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这期间他有不少言论，先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小泉参拜了靖国神社。他在这次发表的首相“谈话”中，有如下一节：“我再次认识到日本和平与繁荣的今天是建立在崇高的牺牲的基础之上，我是为了每年立誓和平来参拜的。”

　　在这里出现了“崇高的牺牲”一词。对于这个词，我想推敲一下。

　　小泉首相在２００２年又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次是在春季例行大祭的４月２１日早晨参拜的。他在这一次发表的“所感”中，有这样一节：“把为国家作出了崇高牺牲的人们作为追悼对象，献上追悼的诚意是很自然的事。”

　　就这样，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每次都重复着“崇高的牺牲”这个修辞。这个修辞使用得如此频繁。那么，这个修辞在此会产生什么效果？发挥什么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把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说成是建立在合祀靖国神社的战殁者“崇高的牺牲”基础之上的说法，在逻辑上就成了正是承蒙旧日本军将士的战死和他们战死的功绩，才有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所以这个“牺牲”就是“崇高”的，因此应该献上“敬意和感谢”。

　　虽然说旧日本军将士相约“相会在靖国神社”（译者注：战死后作为英灵在靖国神社合祀），欢喜地“为了祖国”——为了天皇——献出生命，但多数人是“迫不得已，赴战场送掉了性命”。这一点似乎小泉也承认。然而正由于此，按照小泉的意思是：这些本意是想活着回来，可是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人们的“牺牲”就更加“崇高”。多亏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功绩，才有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

　　稍微考虑一下就很清楚，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飞跃。

　　靖国神社的战殁者——用靖国神社的语言来说是“祭神”——总数约为２５０万，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死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人。这是一场以日本军付出了大量的死者、还有日本民间的死者，而受到日本军队侵略的亚洲各国则付出了高于日本多少倍的死者的代价，而告结束的战争。认为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承蒙大量日本军将士的战死才得来的逻辑，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历史的逻辑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应该是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国家指导者们如能够作出更明智的判断，本来可以不去送死的将士们，同亚洲各国、盟军以及日本的民间死者一样，原本不应该死的日本将士被逼到了死路上，终于以日本凄惨的战败而告战争结束。由于各种历史要因的作用，给战后的日本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即使如此牵强，但通过颂扬战殁士兵“崇高的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和阵亡将士惨死的不快的效果。不仅是青年特攻队员（译者注：青年敢死队员）悲惨地战死，在２３０万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死者中，半数以上约有１４０万人是死于广义的饥饿（包括由于营养失调而在战争中病死）（见藤原彰的《饿死的英灵们》）。其悲惨情形超出人之想像。对于同是人类，却被逼成为杀死或被杀死的敌对关系，不得终其天年而死于非命的无奈和想不通，都被这个为了“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的意义来填补、化解了。如果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真的是由日本将士的战死带来的话，那么战死就是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战死就这样被国家正当化了。

　　（：：摘自《国家与牺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８月版　定价　２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