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始了，然而，我们听到的基本上是熟悉的老生常谈。美国保守派抱怨中国是一个“崛起的独裁政府”，并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称中国政府正在从事间谍活动（天啊！），他向ＣＮＮ抱怨中国当局可能会窃听任何人的电话。然而一个月前，这位参议员才热情地支持《外国情报监听法修正案》，也就是希望允许美国政府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修理中国”（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ｈｉｎｇ）不仅仅是一种右翼现象，基本上属于中间偏左的《新共和》杂志，上月封面故事大标题是《遭遇新中国（和旧的一样）》。这份杂志高呼，“我们的终极团结”不该由位于北京的“可憎政府”决定，而应该由“１０亿长期遭受世界上最大的专制之苦的１０亿男女”决定。

　　但中国民众（顺便提一下，中国人口是１３亿，不是１０亿）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新共和》上架之时，佩尤调查中心公布了２００８年全球态度调查的结果。在受访的２４个国家中，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国家方向表达了最高程度的支持，支持率高达８６％，近２／３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本国政府在要紧的问题上表现良好。该调查使用了１６种方言，面对面地向中国各地３２１２名受访者提问。

　　尽管中国人对调查者并不总能畅所欲言，但一些迹象表明，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调查已进行多年，而且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高涨。那些受访者也抱怨腐败、环境恶化以及通胀。而且这些态度——对国家方向的总体支持，以及对很多具体问题的批评，也是大多数曾游历中国的学者和记者曾报道过的态度。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它有着相对封闭的政治体制，但却有开放的经济和越来越活跃的社会。要捕捉中国真实的一面肯定会有困难，但我们仍必须尝试。说新的中国和旧的中国（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那要么是无知，要么是站在意识形态立场，或者两者皆有。很多凶猛的“攻击中国者”很少到中国去，这并非偶然。

　　对当今中国的无知，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国家如何运作，我们不知道中国民众（《新共和》告诉我们，他们是“我们的真正盟友”）的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在很多问题上，包括台湾和西藏问题，他们（中国民众）比他们的政府更“好斗”，而且他们似乎更“反美”。《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欧逸文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出色地捕捉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复杂性——既是西化的，又是反西方的。

　　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证明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势力合作的方式。如果误解、不团结和僵局模式持续下去，所有迫在眉睫的全球事务（能源、食品、环境、人权、安全），就不会取得什么进展。

　　多哈谈判的崩溃引发了足够多的指责。印度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太顽固地保护本国农民，美国和欧洲未能调整新的势力平衡。由于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上一轮即２００３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谈判失败，这一轮主要是印度的阻挠（事实证明，与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打交道，和与中国的所谓“专制政权”一样复杂）。我们冲动地批评这些国家，但事实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相反的。我们应该让它们感受到自己的权利，这样它们才会把自己视为规则制定者，而不是全球体系的搭便车者。

　　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败就是“疏忽之罪”。对世界新兴的势力，我们没有追求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旨在与之建立新的、持久的关系，把它们融入现有的权力机构，制定通向和平和繁荣之路的新规则。如果新兴国家在旧秩序之外茁壮成长，它们就会不受约束地独立行动，不愿意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新世界就可能和旧世界（１９世纪的世界）一样，以经济全球化、政治民族主义和战争为标志。

　　（：：美国《新闻周刊》８月１１日提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