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的朋友都愤怒了。他们质问我怎能这样写印度？他们说：“我们待仆人都不错。”但事实是，是所谓“专制的”中国而不是所谓“民主的”印度，为其公民赢得了自尊。

　　在中国，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基本信念，即对劳动的尊重。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鸿沟，它甚至远远比ＧＤＰ增速或耀眼的基础设施还难超越。

　　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在跟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辛迪谈话时。某个下午，我们一起坐在我住处的办公室，分享一壶刚泡好的绿茶。我当时在写一篇报道，辛迪是来帮我的。

　　我们休息时，辛迪若有所思地环顾一尘不染的房间，她问我是否雇了“阿姨”。在中国，普通话“阿姨”的字面意思是“女佣”的标准称呼。我说有人一周３次来洗衣、打扫屋子和烧一两顿饭。我一个月付酬１００美元，但阿姨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东家，我估计她一个月能挣３００～５００美元。

　　辛迪的下一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她问我能否帮她妈妈找到一份做阿姨的工作，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像她这样在接受大学教育、衣食无忧的年轻姑娘，居然有意让母亲去当阿姨。原来她母亲最近刚退休，想从外地搬到北京跟女儿一起住。但辛迪担心妈妈没事会烦。她说：“我妈妈烧得一手好菜，当阿姨肯定称职。”

　　在印度，我是在仆人的包围中长大的。我家有一个女仆负责收拾床铺和摆桌子，另一个做饭洗衣服，还有一个园丁每天早上来干活，一个小男孩会在周末午后来擦铜器。地位最低的是每天都来清洗厕所的清洁工。

　　这样看来，我在印度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但其实我来自普通印度中产阶级。在印度，雇一个全职女佣甚至比空调电费还便宜。

　　我们待佣人“不错”。我母亲常教育我对佣人要讲礼貌，我们为他们的家人付医药费，确保他们的孩子能上学。我们在特殊的日子还给他们买礼物，周日上午还允许他们进卧室欣赏最新的电视剧。

　　不过，我们一起看电视时，佣人们都坐在地上，而我家里人则倚靠在床上或椅子上。尽管佣人们经年累月地为我们干活，但他们从未有机会跟我们同桌吃饭。我们与佣人似乎生活在不同星球上，甚至所用语言也不同：我们家人之间用的是英语，而跟佣人讲话用印地语。所以，当我在为是到剑桥还是牛津念书而犯愁时，跟我年纪相仿的女佣则在为是否顺从丈夫的意愿再生一个孩子而犯愁。

　　在中国，共产主义摧毁了曾制造了类似“主奴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它最终把中国推入到现代，而这似乎与一直存在种姓制的印度隔开一个时代。

　　当我为一家印度报纸撰写报道，提到上述看法时，新德里的朋友都愤怒了。他们质问我怎能这样写印度？他们说：“我们待仆人都不错。”但事实是，是所谓“专制的”中国而不是所谓“民主的”印度，为其公民赢得了自尊。

　　３８岁的公厕清洁工于保平（音译）原是安徽省稻农，２００４年初到北京，很快就干上了厕所清洁工。跟种田务农比起来，清洁厕所显然要轻松得多。他每月因此能有约１００美元的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在大城市长见识。

　　当我跟他再见时，他自信地跟我握手，并邀请我过几周再去。他的妻子不久就要加入到他的行列，他想要介绍给我们，因为她以前没见过外国人。我想，若是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如果谁不小心接触到清洁工，他会赶快逃走去洗澡淋浴。

　　不过，在我跟这些厕所清洁工谈话时，他们都承认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不受歧视。在北京鼓楼附近一个厕所干活的楼亚（音译）说，她知道有些人嫌恶她们的工作。但她不以为然，“我没偷没抢，靠自己双手吃饭。”有时候她也会想最好不用给人家清理粪便。

　　在我到北京时，中国早已摆脱革命漩涡，重新滑入前共产主义时期的阶级分离时代。曾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迅速变为不平等社会。在北京，人们常能看到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蹲着往嘴里扒饭，他们在宝马车的影子里躲避烈日照射。

　　但尽管出现了这种不平等现象，劳动尊严仍保持不变。因此，清洁厕所绝非哪个人的宿命。对于我接触过的厕所清洁工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他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当过建筑工人，但他们乐于在厕所清扫地面，不用在工地上吃苦流汗。

　　这与印度不同，中国的“佣人”属于“形容词”而不是“名词”。那是有人来做的一种工作，不会决定所从事者的本质和命运。

　　部分由于上述不同，我发现中国“佣人”要比印度的富有。正如我告诉辛迪的，我雇的阿姨每月能挣差不多５００美元，甚至比一些中国记者或白领还多。

　　（：：美国雅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