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一边吐痰，一边自信地对我说：“北京比巴黎干净。”不错，在中国首都北京散步，你一般不会踩到狗屎。不过，北京并不是整个中国。

　　您最好不要在铁路线附近溜弯，要不然您得带戴个工地上常见的安全帽。为什么呢？您往地上看看就明白了：每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都会抛出各类垃圾在空中飞舞，甚至还会跌下空玻璃瓶。在中国，往窗外扔东西是一个文化传统。

　　那次在香港新界的风景区，我看见一帮年轻港人有说有笑地走过来，其中一个小伙子拿出一张纸巾，开始擤鼻涕。我当即做了一个预测，并大声用英语说出来：“这小子会把纸巾扔在地上。”您猜怎样？我话音未落，那纸巾已飘然落在青草上。小伙子不懂英语，但还是被我说话的语气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指了指他扔在地下的纸。还不错，小伙子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垃圾懂事地捡了起来。

　　在中国内地的少林，我也有类似的成功故事。那次一个游人刚把一个塑料水瓶扔在地上，正好让我看见，我大声用法语喊道：“垃圾往哪里扔？！”那个中国游人居然也听明白了，弯腰捡起了塑料瓶子。您看，由于我的努力，中国已稍微干净一点了。

　　这么说来，中国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某些陋习，只要稍微提醒一下，即足以唤起最基本的公民意识。也许电视上的公益广告还是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我记得画面是这样的：街上一些人正漫不经心地随地扔东西，一位小姑娘蹲下身捡起了被扔在地下的一块香蕉皮，向远处的垃圾箱奔去。此时画面上出现了科幻电影般的场面，街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蹲下身去捡垃圾（这当然一定是剧本要求），街面奇迹般地变得干净了，人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电视上不失时机地推出口号：“保持城市卫生，维护人民健康！”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雁过留声，中国人走路要留下痕迹。你别想在中国的山里和树林里迷路，跟着垃圾走就行了。中国人似乎需要与物质社会保持一种视觉上的联系。就说中国的垃圾箱吧，一般是露天的，要不就是两边都有开口。有些人扔向垃圾箱的脏东西，不是落在垃圾箱外，就是从另外一边的开口出去了。当然这对那些以捡破烂为生的人来说，是件很方便的事情，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不用深挖就可以一目了然。

　　说到垃圾，我们不能不说到清洁工。在香港，似乎清洁工都是些上了岁数的人。看着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推着清洁车在工作，你有时会怀疑东方人是不是真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敬老，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会这样脏。由于没有高效的清洁系统，一些街头巷尾就成了老鼠和其他一些小动物的乐园，谁说中国人不爱护动物？

　　在中国的乡村，卫生情况就更触目惊心了：每一个院落都有一个垃圾堆，更准确地说每一个窗户下面就是一个垃圾堆。有时，也有人出来把垃圾朝邻居家的方向或小路上扫一扫。我在少林上的那个功夫班，最多每周进行一次大扫除。平时学员们只是象征性地在院子里洒点水，因为那里（理论上说）是我们吃饭的地方。

　　学校其他角落都是被卫生遗忘的角落，你可随处在走廊、楼梯上看到果皮、空瓶子、剩饭等杂物。从宿舍的阳台往外看，景色更壮观，一座“垃圾山”把学校和旁边一家仓库截然分开。因为这已经是学校范围外的事情，而且垃圾高度距离学生宿舍的窗户起码还有１．５米以上，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在中国大陆，典型的中国游客是这样的：溜达了一会儿停下来吃饭，把塑料袋随手扔掉，在垃圾的背景中留一个影，然后走人。峨眉山顶自然风光本来美不胜收，可惜朝山谷下面一看，满目垃圾，而且大多位置险恶，清洁工也只能望山兴叹。

　　１９３７年，林语堂在他的一本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里，就谈到了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的个性，说是与孔老夫子直接有关。因为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忘记把与外人的关系包括在社会关系当中。所谓“外人”就是家庭以外的人，除了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根本用不着和外人打招呼。除了孔子，老子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他主张“无为而治”，邻居把垃圾堆到了我的门口，管他呢，咱也把垃圾堆到他的门口不就得了。

　　各国有各国的高招。法国人随口吐口香糖，中国人随地吐痰；法国人天天费力把垃圾送到垃圾箱，而中国人隔一阵子就来一次大扫除；法国人剥夺了很多清洁工的工作，而中国人为清洁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谁优谁劣也说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