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正值“非典”高峰，我来到北京，当时就对北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城市里，市民为什么那么清一色地闯红灯？生命不怕受到威胁吗？市民为什么不排队？为什么不仅不排队，还侵犯他人的权利插队？市民为什么在公共场所，比如地铁、商店等，不顾周围的人大声说话、抢位子？他们为什么为“有位子坐”这么微小的个人利益而“奋斗”？为什么为“抢到位子”这么不文明的“成功”而感到“有成就感”？当时的我在众多“为什么”面前，似乎是一塌糊涂，没法“消化”北京现象带来的“冲击”。

　　日本首都东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人口达２０００万以上，是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东京地少人多，人口密度相当高。环境很拥挤，但绿化比较成熟。在东京，城市运作很有秩序，人们的生活很有规矩。东京的地铁简直像“蛛网”一样，只要在中心地区，去哪里都有地铁站，去哪个大厦或商店都有出口。东京城不愿意因人为因素而导致混乱、失去秩序，东京人更不愿意因非人为因素，而使自己的工作、生活受阻碍。总之，东京城与东京人之间的关系是“双赢”的。

　　我在北京待了５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对“北京现象”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变化。首先，客观情况本身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城市正在走向秩序，市民正在走向规矩。对北京来说，“秩序和规矩”是新颖的变化。今天在街上、马路边规范行人的交通协管员，地铁、公交里呼吁文明行为的广播，出租车公司要求司机讲卫生的宣传画，还有已无处不在的英语标识，都是２００３年我刚来北京时不存在的。

　　前几天，我遇到了曾难以想像的场面。在王府井的公交车站，大概有３０多个人特别有序地排队等车，主动与交通协管员配合，有些行人还看着旁边每月１１日“排队日”的宣传牌，高兴地跟周围的乘客聊“排队的重要性”。在地铁里，人们也开始排队买票、等车，逐步落实“先下后上”的国际标准。在出租车里，司机的态度有了一定好转，北京堵车虽让人很郁闷，但跟友好的司机先生聊一聊，感觉还是很开心的。最大的变化恐怕是餐厅服务员的素质，虽然也有例外，但大部分北京的餐厅服务员都很热情、好客，有时候服务技能比日本还“厉害”。中国的上述变化是“跨越性”的。

　　在日本，有一句话叫做“世间样（Ｓｅｋｅｎｓａｍａ）”，含义为“社会至上”。“世间样”要求每一个国民作为个人，应该服从多数，更应服从整个社会秩序。在公共秩序方面，日本人的“从众心理”最明显，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国民性以及战后培养出来的文明素质，使得大众都相当克制，日本人比较懂得“自律”。总之，“世间样”面前人们都平等，既然你有享受平等的权利，从中获得“安心、稳定生活”的巨大利益，就不轻易违背“世间样”约束的一切。

　　而北京情况不同。在北京，包括中国其他城市，没有日本式的“世间样”。这意味着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能给他们带来某种价值、行为判断标准的“领袖”。因此中国人对有一点很模糊，即“我该凭什么判断事物？”这里说的“价值”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简单化产物，也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人们凭什么理由服从秩序？凭什么动力与他者协调？社会凭什么手段凝固人们？凭什么工具维持秩序？凭什么方式创造和谐？。

　　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在下决心时，日本人一般以“可否”来判断，而中国人则以“能否”来判断。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例子。无论在路上有车还是没车时，只要是红灯，日本人一般不过马路。因为，我们很清楚“红灯时不可以过马路，灯变绿后才能过”。中国人则不同。无论有车没车，在红灯面前，中国人一般不考虑可不可以过马路，只要觉得生命不受到威胁，就会毫不犹豫地闯过去。

　　当然，此事实也不能否定“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中国，人们的从众心理在某些问题或事件上，比如精英就业观、对外界敏感性、民族意识等问题上，人们相当从众，其浓厚程度甚至正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排除北京今后将依靠“个人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社会”的方式，创造秩序的局面。不过，这需要时间。

　　我的观察依然继续……

　　（：：本文由作者用中文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