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粮价飙升，有可能是一次机遇而非危机，因为人们面对粮食短缺，或许就顾不得讨论转基因农作物是不是“绝对安全”的问题了。同样，危机之下，一些国家长期以来的农业政策也将得到合理修正。

　　英国《金融时报》４月２日分析，促使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是亚洲一些国家在农业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几年来，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名叫艾伦的偏僻村子里，农民们依赖粮贩出售农产品，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遥远的地方；粮价上涨对于这些人来说，也是个与己无关的经济问题。

　　但是，当艾伦村的５０个村民开始自行到零售商那里“谈买卖”时，他们的收入陡然增长了８０％。突如其来的“额外”收入，让他们兴奋不已，鼓励他们干劲十足、辛勤劳作，以便种出更多的粮食来。

　　这是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目的是激发印尼农民积极性，让这个２０多年来粮食产量一直下降的国家有所起色，生产更多粮食，以平抑日益高涨的粮价。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众多促使粮价上涨的因素中，亚洲国家长期以来“轻视”农业是其中之一。亚洲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重视高成长的制造业，轻视农业的发展。但近年来全球粮食供应短缺、价格暴涨，对亚洲经济已形成严重威胁，也促使亚洲国家重新思考提振农业生产力的政策。

　　《金融时报》认为，亚洲国家的农业支出往往错误分配，在一些地区，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长期花钱干预农产品价格，以致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供需关系”，价格的人为扭曲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多年来徘徊不前。与农业有关的高新技术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例如印度尼西亚每年的农业支出有４０％花在补贴上，其中种子补贴是农业研发补贴的两倍。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说，以前亚洲一些国家很重视农业考察，农业部门官员经常下乡训练农民，引进新技术，但这类公共服务现在几乎消失，这导致农业生产停滞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上。

　　其他出现问题的政策还包括，亚洲一些国家采取粮食出口管制，但非法出口和黑市交易却“生意兴隆”，如越南；在菲律宾，政府专卖稻米，以价格为导向的市场缺失，这使得农民无法从高涨的粮价中受益；在印度尼西亚，农民则无法取得农业用地的地契和银行贷款。

　　瑞士联合银行经济学家乔森纳·安德森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可耕地有限，而非农业生产力落后。中国是使用肥料的大国，每公顷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３倍，较容易的生产力增长方法都已派上用场。

　　据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报告，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亚洲农业生产力年增长率只有１％，低于上世纪９０年代的２．２％和８０年代的２．５％。

　　长期生产力不振导致粮食产量增加有限，再加上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等因素，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成为必然。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期间，全球稻米生产将落后需求约２００万吨。

　　《金融时报》认为，粮食价格飙升可能刺激亚洲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过去亚洲转基因作物局限于棉花、番茄等非主食作物，未来可能扩大到玉米和稻米等。

　　目前，美国人普遍能够接受转基因食品，但是在欧洲和亚洲，“转基因”这几个字还很容易引起安全忧虑。瑞士信贷集团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全世界人民需要的是另一次真正的“绿色革命”（第一次绿色革命发生在上世纪７０年代，育种专家培育出高产的矮秆小麦和水稻，全球粮食产量迅速增加），而引领这次革命的很可能就是转基因农作物。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敌视态度，也因为食品短缺而变得无足轻重了。由于全球贫穷人口有２／３居住在亚太地区，相当于６．４亿人，转基因农产品将最有可能在亚洲迅速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