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元首在德国执政的初期，慕尼黑有一位名叫卡尔·乐维的玩具制造商，为人性格开朗、乐观。他相信人性、雪茄烟和民主。虽然他和雅利安人种沾点边儿，却并不把新总理的反犹太人声明放在心上。

　　乐维先生对于同族兄弟一再向他提出的警告——动员他随他们移居国外——一笑置之。他叼着一根雪茄烟，惬意地坐在扶手椅中，谈起他在一战期间在战壕里结识的好友，其中有些人今天位居要津，必要时他们会关照他的。他给惴惴不安的客人斟上一杯利口酒，举杯为“人性”祝福。他对人性的信心是绝不会动摇的，不管那些人身上穿的是纳粹制服还是普鲁士制服。最初几年，卡尔确实平安无事，日子过得差强人意。当那些出生证明不够完善的人纷纷踏上流放的道路时，乐维凭借他的乐观主义和对人的信念，继续其乐融融地生活在玩具厂、书斋、雪茄烟和窖藏美酒里。接着，大战爆发，局势险恶起来。一天，他进工厂时，居然横遭阻拦。次日，几个身穿制服的年轻人扑到他身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乐维先生给熟人打了几个电话，可是“战壕里结识的好友”连电话也不接了。他第一次感到不安。

　　当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总是没有坏处的。乐维先生雇了一对诚实的夫妇。他们是慕尼黑人，给他操持家务有１５个年头了。女人是管家兼厨娘，给他烧可口的饭菜；男人是司机、园丁、门房。男人舒茨先生只有一个嗜好：读书。他干完活儿，常常手里捧着一本乐维先生借给他的书一看就是几小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乐维先生感到孤寂时，便让他的朋友舒茨到他书斋里去，他们两人嘴里衔着雪茄烟，长时间谈论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人道主义、自由以及他们在书中读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他们用感激的目光巡视着房间里的书籍。

　　危难的时刻，乐维先生还是去求助于舒茨夫妇。他拿着一盒雪茄烟、一瓶烧酒来到花园尽头的小屋，向他的朋友说出他的计划。第二天，舒茨先生、舒茨太太就动起手来。书房里的地毯卷了起来，地板开了个洞，安放一架梯子通到地窖，地窖原来的进口堵死了，一部分藏书转移到地窖里。葡萄酒、利口酒本来就在地窖里。舒茨太太把藏身的小地窖收拾了一番。几天工夫，小窖就变成一间“舒适”的小房间。地板上开的洞用石板盖严，然后铺上地毯。这时，乐维先生由舒茨先生陪同，最后一次上街签署变卖产业的假契约，以防止工厂、房屋被充公。舒茨先生坚持要把取消正式文件的秘密文件、单据交给他。有朝一日，产业的合法主人可以凭这些文件收回自己的财产。接着，这两个合谋者回到家里。乐维先生挂着机智的微笑躲进地窖，安安稳稳等候春回大地的时节。

　　舒茨先生每天两次掀开地毯，打开石板，把可口菜肴、一瓶美酒送进地窖里。晚上，舒茨先生必定去和他的东家、朋友谈论宽容、灵魂永存等高尚的话题。这些启迪性宏论使小窖笼罩上一层光辉。

　　最初，乐维先生还要他们拿一些报纸看看。他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可是过了半年，消息越来越令人沮丧。世界仿佛真要走向毁灭，他干脆让他们把收音机拿走。他虽然藏身地窖，但是他的信心无比坚定。他切断同偶然的、没有前途的现实的一切联系。最后连使人沮丧的报纸也不看了，只限于重读他藏书中的杰作。

　　舒茨夫妇搬进了正屋。房子居然奇迹般未受到轰炸的破坏。开始，他在工厂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他手里的文件证明自从乐维逃亡国外后，他就是工厂的合法业主。

　　乐维先生生活在灯光下面缺乏新鲜空气，身体发胖了，两颊早已失去红润。他在地窖里坚持着，尽管舒茨从外面带给他的都是坏消息，但是他毫不灰心。

　　希特勒政权垮台后几年，乐维的一个朋友结束逃亡生活回到德国，特地来席勒大街造访他的宅邸。前来应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微微驼背的男人。这人看起来勤勉好学，手里还拿着一本歌德的著作。不，乐维先生不住在这里。不，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战争结束后进行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大门关上了。舒茨先生回屋后向书斋走去，他妻子已经把食盘准备好了。既然德国重新富裕起来，她要好生服侍乐维先生，给他烹调最可口的菜肴。

　　乐维先生现在身体很虚弱，他患了静脉炎。另外，他的心脏也开始衰竭了。实在应该去请医生，但是他不能让舒茨夫妇冒这风险。如果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把一个犹太人道主义者藏在地窖里许多年，他们就完了。每天，舒茨先生带着坏消息下地窖时——希特勒占领英国对他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反而由乐维先生鼓励他，说几句风趣的话安慰他。舒茨先生每次从地窖出来时，心情就平静下来。

　　玩具厂生意兴隆。舒茨先生把厂子经营得井井有条。每天早上，舒茨太太送下去一束鲜花。她给他放平枕头，帮他翻身，用小勺喂他东西吃。乐维先生眼睛里充满泪水，感激的目光停留在这一对诚实夫妻的脸上。多亏他们夫妇的支持，他才能始终如一地相信人类。他拉着忠实朋友的手幸福地与世长辞了。

　　参考资料

　　惟一的两次龚古尔奖得主

　　罗曼·加里，法国著名作家，两届龚古尔奖获得者。１９１４年生于俄国艺术世家，母亲是犹太人。二战结束后一直任法国外交官。１９５６年长篇小说《根深蒂固的天性》获当年龚古尔奖。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９年间，加里瞒着出版界，用笔名发表作品，其中的《如此人生》（１９７５）再获当年龚古尔奖。加里抛开已获名声，用笔名发表作品，是对当时竞相吹捧名作家的巴黎出版界开个玩笑，也想交由社会检验作品。该作两年发行３８０万册，改编为电影《罗沙夫人》后又获得１９７７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但以化名梅开二度难避欺骗之嫌，加里声明不接受该项奖金。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日，就在其文学生涯如日中天之时，加里却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评论认为，用化名获奖后他内心一直不安，担心读者会误解他为欺世盗名，也怕伤害１０位评委的自尊心。因此，似乎只有一死最见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