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继尼日利亚总统日前来华访问后，首届“中国——西非经济共同体经贸论坛”也将在３月下旬召开。从撒哈拉到好望角，中非友谊之花的盛开离不开老一辈外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在《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系列之《五洲风云纪》一书中，曾任新华社驻非洲记者的王殊同志讲述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非地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编者

　　１．新华分社落户加纳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初，我回北京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开会期间，外事部主任李炳泉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社已在西亚、北非建立了好几个分社，现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也建立一些分社，决定调我去开展工作。我十分高兴。要知道，长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被认为是“黑暗的大陆”，亚非会议后，非洲的民族解放和争取独立运动的浪潮正日趋高涨，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进程并且向国内外的读者作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

　　考虑到撒哈拉以南地区当时大都还是殖民地，取得签证可能不容易，我决定先去已经获得自治地位的加纳落脚。就这样，１９５９年２月初，我搭机自黎巴嫩启程，经停苏丹和尼日利亚，终于在１７个小时以后到达了加纳首府阿克拉。

　　来到大洋与荒漠交相辉映的加纳，我这个异乡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非洲特有的粗犷和辽阔。把行李安排到一家简陋的小旅馆当中，我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就开始发送当地的时事新闻，因为国内对这个地区了解较少，所以稿件的采用率相当高。阿克拉没有日报，只有一个通讯社和电台，不过和其他亚非国家一样，这里的新闻从业者对我都很热情，特别是在延长签证期限的问题上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建议我绕开那些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英国官员，直接去找新闻部长科菲·巴科，以他的为人，这种事情应该很容易解决。不巧，这位部长当时正在出国访问，于是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拜访当地官员和同行，还在自己住的地方偶然结识了后来出任刚果第一任总理的诗人卢蒙巴，进一步体会到了“朋友遍天下”的感觉。

　　等了三个星期，科菲·巴科终于回来了，我立刻带上总社为我申请常驻和建立分社的信函去见他。对方很友好，一见面就同我谈起在万隆见到周总理的事来。他表示，自己也当过记者，又做过工会工作，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看到了许多新兴国家的代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并由此认识到“非洲终将是非洲人的非洲”。他十分欢迎我在加纳常驻，帮我整理好材料后就到内政部去办理手续。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利了。不几天，我就收到了科菲·巴科的回信，被告知自己的请求已经获批。我立刻到内政部和警察局办理了长期签证，就此成立了新华社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第一个分社。我租了一套公寓房，又买了汽车，在门口打出了新华分社的大招牌。阿克拉当时没有中国餐馆，为了答谢当地的朋友们，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用非常糟糕的手艺做了一桌所谓的中国饭菜，请新闻部的官员和新闻界同行来大吃了一顿。

　　２．中加建交只用了一小时

　　加纳取得自治后，以恩克鲁玛总理为首的民族政府采取了不少维护本国利益的措施，如成立国有银行，取消外国人特权，控制钻石出口，实施公务人员本地化并组建国防军等等。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殖民势力的极大不安，于是想方设法加以阻挠。当时，加纳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原料出口，可是长期以来，农产品的销售和价格完全控制在伦敦市场的手中，出口赚来的外汇也要存放在外国的银行里。西方国家趁机利用对进出口市场的控制，故意消极怠工以增加加纳的经济困难。因此，加纳在争得独立后，同殖民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后者竭力保护既得利益而变得更为激烈了。

　　转眼到了１９６０年７月，加纳举行庆祝共和国成立和恩克鲁玛就任总统的庆祝典礼，我国政府特使、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同志率团参加，受到了隆重的款待。在仪式上，恩克鲁玛顶着外界的压力大声宣布，“只要非洲不完全解放，加纳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独立！”典礼结束后，他专门接见了柯华特使，并在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感情，同意双方尽早确立正式外交关系。

　　当天晚上，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到旅馆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就达成了建交协议。加纳外交部长拿出一张白纸，起草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柯华表示同意后，他又抄了一份，签好字后就算走完了程序。等柯华把建交公报交给机要员准备向国内汇报时，当地电台已经在广播这份公报了。看看手表，全过程前后不到一个钟头，开创了新中国同外国建交史上的最快纪录。不久，我国就在阿克拉建立了使馆，并派部长助理黄华同志担任大使。

　　３．“暴风雨之国”几内亚

　　到阿克拉大约三个多月后，总社电告我去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采访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几内亚执政党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西非地区头一个和我建交的国家，几内亚曾在１９５８年９月的公民投票中明确拒绝前宗主国建立“西非共同体”的计划，这对整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纳克里位于几内亚湾中的一个狭长半岛上，我住的旅馆就位于半岛的顶端，打开房间的大百叶窗，可以看到三面都是浩瀚的灰色海洋，美丽的景色令人格外舒畅。由于雨季已经来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暴风雨，我刚刚安顿下来，就见浓云从大海深处蜂拥而来，霎时间遮蔽了整个天空。一场倾盆大雨顷刻间来临，只见海边的每条公路都变成了湍急的河流，猛烈地向着大海冲泻而去。这雷霆万钧的壮观场面，不禁让我联想起正在改变这片大陆命运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力量。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早上，科纳克里的男女市民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到会场门口前来祝贺。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乐器都搬了过来，有的放在地上，有的顶在头上，还有的挂在身上，叮叮咚咚地响成一片。许多代表也同群众一面拍着手，一面随着音乐的节奏挑起了民间舞蹈。

　　大会由几内亚总统杜尔主持，这位目光炯炯的领导人身着白色的民族服装，不拿发言稿就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回答了当时非洲和世界关心的问题——非洲如何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取得完全独立；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依靠自力更生还是别人的施舍；能否战胜敌对势力的压力与破坏，维护自身的自由……最后，身材魁梧的杜尔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呼：“我们的回答是，能，能，能！”在会上，我也结识了许多几内亚邻国的代表，他们表示，自己的国家都会力争在近期取得独立。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睡在床上的我突然听到外面锣鼓喧天，探头一看，只见一队队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向着国家银行的方向走去，银行门前也彩旗招展，一片喜气洋洋。我这才想起来，几内亚政府出于维护经济主权的考虑，决定从当天开始发行本国的货币，以取代过去流通的法属西非法郎。

　　４．将台湾“代表”请出马里

　　在加纳与几内亚的感召下，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迅猛地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１９６０年６月３０日，由法属苏丹和塞内加尔组成的马里联邦也宣告独立。得知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到法国使馆办理了前往该国首都巴马科的签证（马里当时还没有驻外领馆），希望能尽早见识一下这个长期封闭的内陆国家。

　　在飞往巴马科的飞机上，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我向空中小姐询问城内的住宿条件，被告知有一个“大旅馆”还比较好。我到达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大旅馆”，那只是一家普通的小饭店。巴马科这个城市非常小，只有１２万居民，街道两旁一边是摊贩的叫卖之声不绝，一边却还可以看到时髦的露天咖啡店。城里的人相互都很熟悉，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我到后没几天就成了“明星人物”。

　　我首先拜访了新闻部秘书戈洛戈，这位年轻人性格直爽，二话不说就安排我和总统莫迪博·凯塔见面。第二天下午，我如期来到尼日尔河畔的总统府，因为自己的法语不好，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不过，做群众运动出身的凯塔总统倒是出人意料地和蔼，他谈话清晰简洁，甚至连一点常见的外交辞令都没有。当谈到对中国的关系时，他表示，马里政府对中国怀着友好的感情，愿意立刻同我建交，同时也希望我方能够尽快派经贸代表团来洽谈合作事宜，以尽快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

　　我着重向他说明了我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告诉他有个台湾的“代表”已到当地多天。总统听后很明确地向我保证，马里不会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还答应我尽快把那个台湾人请走。他的态度相当真诚，我们只用了半个多钟头就把与建交有关的问题讨论完了。改天，我在回几内亚之前，又到新闻部去看了戈洛戈，他一见到我就大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台湾人今天一早坐飞机溜走了！”

　　接到我的报告，外交部再度任命柯华同志担任政府代表，赴马里商谈建交事项。经过为期一天的会谈，双方愉快地就建交和互派大使达成了协议。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在旅馆举行盛大宴会，还在电影院放映了我国庆祝十周年国庆的彩色纪录片。包括凯塔总统在内的三百余位贵宾应邀出席，一时在西非地区造成了轰动效应。不久，总社通知我回北京开会。在告别时，戈洛戈特意送给我一座红木制成的山羊雕像，从那以后，这尊雕像就一直放在我家中的书柜上。

　　（：：节选自《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之《五洲风云纪》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第一版，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