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讲四个外星人空投到中国的四个地方。第一个外星人来到北京，马上就有居委会的大妈拿起电话说：“公安局，有空投特务！”第二个外星人掉在上海，上海人挺高兴地说：“这个东西好好玩，应该送到动物园去卖门票，一张票可以卖５０块。”第三个外星人掉到广东，广东人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拿来煲汤吧。”第四个外星人掉在成都，成都人说：“师兄，刚好三缺一，来来来，打麻将。”

　　广东人看惯了闭着的那只眼

　　我是１９７８年以本科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１９８０年，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很多同学穿喇叭裤。那个时候，喇叭裤被认为是问题青年的着装。校方就在校内贴出一条大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我们的同学也很人性地进行答辩，贴出一条小标语：“请问什么裤吹得响？”结论就是文化与发展是没有关系的，什么裤也吹不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观念就变了。十年光景，我发现最先富起来、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牛仔裤、Ｔ恤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央有一个精神，允许改革开放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不开放。因此中央对于地方，尤其是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广东人看到的是闭着的那只眼睛；福建人看到的是睁开的那只眼睛；上海人在琢磨中央下一步会闭哪只眼睛；北京人在议论中央应该睁哪只眼睛，应该闭哪只眼睛。结果是广东最先发展起来，福建滞后，上海简直没变化，北京在不停地说话。

　　广东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天高皇帝远。在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往广东送一份文件，送到广东的标准时间是５６天，如果特快专递，就是当时的八百里加急，也要用２７天。你想２７天多少事情可能会发生？那时候又没电话，又没传真，又没电子邮件，中央政府怎么控制这个地方？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广东人看惯了闭眼，由此创造了一条经验，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用活、用足。

　　上海人口头禅：划算不划算

　　那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什么？它是个工商业城市，上海人是喜欢算计的。他什么事情都要算一遍，上海人有一个口头禅是“划算不划算”，他们做出判断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划算不划算。所以他总会琢磨下一步会睁哪只眼睛。

　　但是上海人爱管闲事，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公交，我拿着地图看怎么转车。马上有一个上海人凑过来了，问你到哪里？我说我到哪里，上海人说你坐一个车，换某某路车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讲完以后，前面一个上海人说不要听他的，说你坐这个车坐到某某站，过街就到了你那个地方。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个上海人说：“他告诉你的没有座位，我告诉你的这个方案是有座位的，你前面的路还很长，没有座位是不好的呀。”你不说他热情，为什么？上海人精明，做哪件事都要做精明的计算，他这时候在车上没得算，就帮你算，权当智力游戏了。

　　北京的士司机地上全知道

  　北京人是皇城脚下，什么事情他都最先知道，知道以后他就会告诉别人。所以他就要聊天、侃大山。要了解北京，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下了飞机打一出租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司机聊。他是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

　　你去看看，广东的的士司机是不聊天的，上海的的士司机也是不聊天的，但是会比广东的多聊一点，你一坐上去，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系上安全带，不系也可以，罚款你自己掏”。北京的司机是肯定要跟你聊天的，成都的司机不跟你聊，他把对讲机拿起来，跟别人聊。

　　成都２４小时都有人打麻将

　　成都这个城市一天２４小时都能看到有人在打麻将。谁家死人了，先把麻将桌准备好。三鞠躬以后就去打麻将。成都人吊唁的时候在打麻将，炒股的时候也在打麻将，做生意时你来买东西，他会把买东西的人叫来看牌，而他去拿商品。

　　成都土地肥得流油，而它处在盆地里，周边是贫困的山区，丰富的物产无法流出盆地，只能就地消费，因此物价低，周边贫困地区的山民要到成都来讨生活，因此劳务价低。成都的清洁工，一个路段给４００块钱，清洁工自己不会去弄，他会花２００块钱请一个民工来干。那２００块钱他拿去干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打麻将。第二件事是吃点麻辣烫，一毛钱一串。

　　（：：摘自《名家论见》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４月版　定价：３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