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美联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机构，能够到这里供职历来被视为荣誉。《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一书的作者、美籍华人卢菁女士１９８６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１９９３年获得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多伦多任教，１９９８年起加盟美联储专司银行监管业务，在此后三年中亲身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花旗集团并购等重大事件，参与了对各大银行的监督检查工作，从中积累起丰富的实务经验。通过本书，读者可一窥美联储内部运作机制的奥秘。　　　　　　　　　

　　——编者

　　１．可以“大放厥词”的离职面谈

　　我在纽约联储最后一天的关键事项是做离职面谈。这又是纽约联储的一大特色，让即将离职的员工有个畅所欲言甚至大放厥词的机会。作为纽约联储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人之将走，其言也真”的方式，了解一下员工离职个中原委是否出在纽约联储自身，是否有可控纠正因素，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离职面谈的前几天，我的信箱里放了一叠问卷，其中大部分问题围绕着个人工作感受和同上级的关系。在这已经可以无所顾忌的时刻，这种方式常常让在职人员，尤其是顶头上司忐忑不安——如果某个主管管理不善，令手下兵马纷纷逃离，并异口同声地数落其不是，那高层今后势必要对他另眼相看。这个制度的设置，无疑成为监督制衡管理层的利器，让他们不敢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员工也有敢怒敢言、申诉发泄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有信誉、有能力的离职人员的言词，更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

　　不过在我看来，纽约联储平时在员工上下交流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对这里的工作环境也相当满意。想想当初在加拿大期间，工作强度更大，收入还更低。再比比二十年前的中国，现在的生活条件简直是天壤之别。有了这样的比较，我就会珍惜、感激，就会乐观积极，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其中，也归功于我的上司们的知人善任，让我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进步。

　　２．团队协作帮助我融入美国

　　在填写离职问卷时，我认真回顾了在纽约联储的经历，发现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不少收益。要知道，我当时从加拿大学校里出来，写作交流都学究气十足，对美国包括纽约的风土人情、文化理念也一知半解。但三年半下来，我已经在大家的宽容和指点下，很好地融入了这个社会。这其实就是美国“大熔炉”的具体写照。

　　我过去一直呆在学校里，人际关系简单，没有老板也没有团队，只在象牙塔里苦心钻研。所以，来了纽约联储，接触机构运行机制和实际工作状况，对我来说也是大开眼界。不但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重要性，还体会到它的具体落实。美国人把团队精神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眼光向前看，向外看，大胆设想，大胆创新，在这过程中达到每人都分得一杯羹的双赢境地。

　　最后的离职面谈，是与一位专门从事监管部人事协调的官员进行的。我过去参加过她主持的有关职业发展的必修课，所以对她并不感陌生，谈话也就单刀直入。我基本上把填写的离职问卷泛泛而谈了一遍。人才流失，这是纽约联储难以阻挡的潮流。不过换个角度来看，纽约联储也是个很好的孵化器，把一代代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送往金融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用格林斯潘的话来说，“也是用另外一种形式为金融界作贡献”。

　　３．人才：曼哈顿永葆生机的奥秘

　　面谈结束，我把纽约联储的出入牌证上交，拎着皮包，跨出大楼，算是正式结束了过去三年半的工作生涯。我这时的心情，尽管有圆满完成人生里程碑的浑身轻松，有天高任鸟飞的愉悦，但不像三年多前从加拿大来美国时那么兴奋激动。或许是因为变化没有那么剧烈，跨度没有那么大吧。我这时想到的只是先回一趟阔别８年的中国，再严阵以待下一次的冲刺。

　　２００１年８月初，我正式开始在位于世界金融中心大楼的新单位——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上班，每天早上乘着摆渡驶往曼哈顿岛，在高耸入云的世界贸易大厦的掩映下，享受着自然美景和人造文明的浑然一体。没想到好景不长，一个月后，便遭遇“９·１１”事件。事实证明，美联储平时对支付清算系统的严格管制和设立备份的要求，在这时起到了关键的防护作用。人们后来心有余悸地庆幸道：幸亏当初为应付“千年虫”准备了多种应急防备措施，才使得支付清算系统幸免于难；也幸亏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和支付清算都在美联储管辖范围之内，才使它得以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通力合作渡过难关。

　　曼哈顿尽管受到毁坏，萧条一时，但这种打击只是伤及皮毛，未动筋骨。到了２００２年初，又开始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曼哈顿朝气蓬勃的中流砥柱，并不是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公司品牌，甚或是金条美钞，而是所有这些背后的丰厚广博的人才资源和智力宝库。只要这些人力、智力、活力依旧傲然屹立、锐不可当，曼哈顿就注定会重整旗鼓，从废墟上站起，建造更美好的天地。

　　（：：节选自《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一版，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