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ｌａｒｋ（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日本秋田国际教养大学副校长）　

　　：：编译　王永生

　　如果我们停止告诉别国该做什么，并集中精力搞好我们自己的事，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也许我们会过得更好。

　　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不是我所喜欢的国家。我学习它的语言时遇到了不少麻烦。我曾为了用不那么可怕的字眼解释它的外交政策，而不得不经常向有敌意的右翼人士讨好。在１９７１年，我甚至不顾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对（那时的澳政府视中国为邪恶的化身），组织了一个澳大利亚代表队参加北京的乒乓外交。

　　但是，当我陪同自己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代表队抵达中国的第一天，我差点儿被驱逐出境，因为我想营救一名跟红卫兵有麻烦的澳大利亚记者。我因此在几周后遭到来自中国外交部的正式谴责。

　　这件事，以及我当时写的对“文革”不甚热情的文章，令我一度成为中国政府眼里不受欢迎的人。那些大肆吹捧文革时期中国的人，当时都受到了热情欢迎。不过，目前西方持续不断的反华指责却也难以不令人恼火。

　　这是一个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开始把世界１／４的人口从贫困带入富裕的国家。但是，据说我们都应该感到不安，因为中国依照美国进口商的要求而生产的一些玩具含有可疑的铅，以及部分中国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但这些产品一直在帮助我们的西方经济免于通货膨胀，以及改善我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中国被指责污染空气和吞噬世界的能源资源。但是，当它在长江上筑起三峡大坝，用清洁能源生产８４７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时，西方的媒体却喋喋不休，指责上游未曾预料到的山体滑坡迫使村民举家迁走。

　　照这样看来，最好还是不要修建大坝，放任中国继续依赖污染严重、由煤炭产生的能源，并重新回到那种长江洪水泛滥导致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的日子？

　　刚开通不久的海拔高达５０００米、长１１４２公里的青藏铁路，居然也是“邪恶的”，因为据说它导致西藏受到汉人的影响。照这样看来，最好还是让西藏人永远生活在落后、被隔绝的状态？

　　如果我们停止告诉别国该做什么，并集中精力搞好我们自己的事，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也许我们会过得更好。针对中国的一个主要指责，是说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如果它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那会发生什么？

　　第一个牺牲者将是计划生育政策。这项政策今后势必给中国造成严重的问题——人口迅速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以及家庭价值观的式微。但是，没有这项政策，全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将比现在糟糕得多。可以说，中国为我们大家做出了牺牲，但他们没有得到些许的感谢。民主应该是有关选择的自由。但当一个国家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时，我们的道德家们却坐不住了。中国在１９６２年攻击印度？读一读历史学家们很久之前的叙述吧——实际上，是印度先攻击中国，中国才开始反击。

　　中国想要接管台湾？几乎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近来对中国的批评似乎转向北京即将举办的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出于某些原因，英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勤。作为北京继续实行专制主义的证据，英国广播公司不久前播放了一个片子，一名说着糟糕的汉语的年轻记者，被拒绝进入防卫森严的中国领导人办公所在地。

　　伦敦在越南战争时期策划了许多反华的抹黑宣传。英国的前港督彭定康曾公开轻侮中国政权。而这些批评是来自一个在１９世纪中叶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国家——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日后的许多困难，包括失去香港，这样的批评似乎有些苛刻了。

　　（日本《日本时报》１１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