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　张靓蓓　

　　：：审订　李安

　　李安先生是华语世界最负盛名的电影人之一。从《卧虎藏龙》到《色·戒》，他的作品在创造出票房奇迹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印象。《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一书回顾了李安艺术生涯前十年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展示了这位天才导演从初出茅庐到功成名就所走过的传奇历程。

　　１．在娘胎中我就和电影结缘

　　自打在娘胎起，我就和电影结缘。妈妈怀我时，最难抗拒的两个嗜好就是看电影及啃甘蔗。在我还不会走路时，她就推着婴儿车带我进电影院了。那个年代，电影是最佳娱乐。从童年到求学期间，我看了不少电影，每当心情低潮时，电影院就成了我的避风港。看电影时，每逢感人之处我便会掉泪，所以经常是两眼红肿地走出戏院，可能这也影响了我日后拍电影的品位及要求，总希望能拍出感动人心的电影。

　　记得有一次跟妈妈去看电影，我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我们老看西片？”

　　妈妈说：“西片好看啊，等你长大，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华语片。”

　　不过小时候看电影只是娱乐，也没多想，更没想到电影还能启发其他的想象，直到高中毕业考进艺专之后，我的想法才有所改观。

　　刚上大一时，学姐施秀芬正编导一出独幕剧，还缺个男主角“诗人”，经同学推荐，选中我来演。她觉得我虽无诗人的飘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们的讲法是，脸上挂着一副多愁善感的忧郁气质。这出戏是个转折点，记得第一次站上舞台，面对灯光之后黑暗中的观众，我立刻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它擦亮了我的双眼，呼唤、吸纳着我的精魄。我逐渐了解，所谓的升学主义、考大学，除了培训基础知识与纪律外，毫无意义。遵循常规，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学戏剧，走的可能就是条很不平常的路。

　　舞台，改变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浑沌飞扬的心，也觅得了皈依。

　　２．我有搞艺术的天分

　　艺专二年级时，我看到有人在拍超８毫米影片，一个香港同学说可以帮我从香港带机器进来，我就跟父亲要了钱去买。这是除了书以外，父亲送给我唯一跟电影有关的礼物。

　　我把它当宝贝，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１８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灵感来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说《焚鹤人》，叙述一位画家写生时看到白鹭鸶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就想做一只如鹭鸶的风筝，结果风筝飞了几次，都飞不起来。在这部剧情无声片里，我想表达艺术家面临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挫折与挣扎，其实我当时也有类似心情，那就是对电影既充满向往又不明所以。

　　为了拍摄该片，我和朋友赶工了几天，用竹枝和宣纸完成了戏中所需的鹤形风筝，没想到试飞时，不小心摔断了鹤脖子；隔年４月，我又重做道具，才完成片子。后来，就是这部短片帮我申请进入了纽约大学电影系。

　　拍片时我从摄影机的观景窗望出去，就知道自己应该有天分，因为那个世界跟我平常经验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只选择有意思的东西，在那个世界里，我可以尽情挥洒，并让梦想显影、留下。

　　在艺专的艺术氛围下，除了戏剧、电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学过芭蕾，不过时间很短。因为那时编了出独幕芭蕾舞剧《阿奇》，换了５个男主角都不成，后来我就自己上场，先去学了一个多月，又演又跳。同时，我还跟申学庸老师学声乐，有时也和好友余季画画素描。

　　我好像做艺术类都有点天分，不过除了拍电影外，没有一样持续下来。

　　电影最适合我，主要是因为它涉及了音乐、舞蹈、写作、戏剧、视效等因素，我可以在电影里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变为另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

　　３．我的自尊一直很低

　　１９８０年，我成功申请了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很容易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时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真搞创作的，其实没什么高深学问。拍片实务是街头智慧，靠的是临场的机变反应。可是想法的成形，却是个复杂的有机过程。我在纽约大学拍片后才发现，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绝、分析电影头头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他都反应不过来。我这才知道，读理论和拍片根本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才分。我觉得，创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现成观念的。观念确实能分析很多东西，可是创作不是观念分析，而是运用想象力直观地去表达一种经验，创作者本身只是作品诞生的一个工具。

　　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观念，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在这种科层里，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反而是一种解放。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从前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间好大学。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进入社会往前走了，我还是阿兵哥。初到美国时，周围都是外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４．电影人生涯的开端

　　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训练很扎实，３年里把电影的前置、后制都摸过了，毕业作还得花上额外的一年来完成。每个学生要编导５部作品，包括无声片、音乐片、配声片、同步录音片及毕业作。这里以栽培导演为主，上课时，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名片的结构与拍法，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拍片及讨论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时可练习创作过程，帮别人拍片时，则有机会触及各部门的基本技术。虽然都是入门，但我学到了初步的整体制片及导演的概念。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５部电影，其中《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校奖学金。我再接再厉，用尽手头一切资源又筹拍了《分界线》，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华人和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以故事搭配我在纽约各处拍摄的街景。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１００多万台币。

　　我工作起来就会忘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导演就是给方向的人，从学生时代起，我拍片就有个目的：想练习一样新技巧。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多好奇心，学到某个技术，就会有快感；而且我希望做出不同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也有很大的满足感。直到现在我还保持这个习惯。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３年在纽约的求学时光。

　　５．从虚度光阴到“谷底翻红”

　　从纽大毕业以后，我原本打算回台湾发展。但考虑到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最后还是决定留在美国碰运气。

　　然而不久以后我就尝到了写英文剧本的苦头。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６０万到７００万不等，这就是所谓的“企划炼狱”。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５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不知不觉虚耗了６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直到１９９０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那时的我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银行存折里只剩下４３块美金。可是有谁能想到，就在小儿子出生后的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台湾“新闻局”第一届扩大优良剧本甄选，我和同好冯光远合写的《推手》与《喜宴》两个本子双双获奖了！人家都说，生小孩会改运，看来我这回真的是“谷底翻红”了。

　　台湾“新闻局”很清楚我们这些穷光蛋舍不得买机票回台湾领奖，于是申请专案帮我们。就这样，我和冯光远回来了，这也是我离台１０年后第一次回来。

　　颁奖仪式后的第二天，我在“中央电影公司”见到徐立功，当时他担任副总兼制片部经理，他说：“我们来拍《推手》吧，这个有文化使命感，又是剧本甄选第一名。”他表示可以给我１２００万预算。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不该拍，心想：这种戏谁会想看？毕业６年没导戏，要是不成功，后面的路不就断了吗？

　　当晚，著名出版人詹宏志带着一帮朋友为我和冯光远开了一个派对，我傻傻地问该怎么办。他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等到徐立功把位子坐热以后，就不会干这种事了，你赶快拿了钱跑路！”大伙七嘴八舌怂恿下，我这才下定决心，隔天去“中影”跟徐立功说：“好，我拍！”

　　（：：节选自《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