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著名学者、文学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本人也是文学大家。钱锺书先生逝世已近１０年。近日，９６岁高龄的杨绛推出了新作《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该书和钱锺书３１岁时出版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互相呼应。

　　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又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人，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２８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继承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上海的英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本报注）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无锡了。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选自《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８月版　定价：１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