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原名陈承沅，他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一代儒医”之誉。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他凭借医师的身份，与上海滩上的三教九流都有交往，虽多次遭遇风险，但每次都化险为夷。《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弥补了上海沦陷期间，普通上海市民生活记忆的空白。作家章诒和对此书的评价是：“太漂亮了！现在哪有这等文字，这等叙述，以及这等细致入微的记忆。”

　　我执笔写这节文稿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全世界都在闹油荒，即所谓“能源危机”。大家现在才明白石油在战争中的重要。其实抗战八年之中，日本早已感觉到能源的重要，重庆方面也感到不可或缺，我就来讲讲中日双方当时的能源状况。

　　后方有一支青年军的门前有副对联，叫做：“十万青年十万军，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汽油非常缺乏，一滴汽油就像一滴血那么珍贵（编者注：抗战时有个著名的口号叫“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我们在上海，战争初期，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只有少数人囤积汽油，埋在自家花园的泥土中，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仍然有许多新贵拼命买大汽车，他们的汽油来源实在是一个谜。

　　初时一般人仍然要坐汽车，因此，大部分人便在私家车里改装上木炭炉，装在车厢之后，这是一个有两尺高的黑铁箱，行驶前半小时，先由司机生火，然后才可以行走，不但木炭的气味难闻，而且坐在汽车中热得像坐在火炉旁一般，大家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好坐这种木炭汽车。后来因木炭缺乏，汽车也容易损坏，木炭汽车才渐渐少了，一般看见不装木炭炉的汽车，一定是军人或新贵，市民可以一望即知。

　　上海的煤都从北方运来，战争激烈时，南北交通断绝，上海的存煤越烧越少，因此家家户户限制用电，每户人家只限用７度电，不许超出，一旦超出度数，超出部分要罚好几倍的价钱。后来又发布一个命令，超过规定的７度，剪断电线，以后不再供电。

　　从前上海有许多一上一下的旧楼，多数要住十几户人家，所谓“七十二家房客”，只是一种形容词。为了用电问题，往往引起房东房客的争吵，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过去上海也有煤气，不过使用煤气的人家以西方人为多，此外，只有极少数大住宅才用煤气。到这时，煤气的使用也有限制，因为法租界的街灯都用煤气，所以勉勉强强地维持着。

　　一个月用７度电，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没有多少时间，开亮一会儿电灯，饭吃好了，灯便熄了。街灯也稀少暗淡得可怜，幸亏那时没有什么打劫或箍颈党之类，治安倒没有发生问题。不过有一桩奇怪的事情，凡是大小舞厅、汉奸们的私人俱乐部、沪西的赌场以及游乐场等，依然灯火通明，真叫人莫名其妙。

　　那时，乡下人到上海，看见上海人家还能用７度电，认为是奇迹，京沪路线的用电是靠常州戚墅堰发电厂供给，沿京沪一带许多县份，早已停止用电，戚墅堰虽继续发电，只供应铁路线火车之用。汪精卫病重时，戚墅堰发电厂的机器损坏了，这下子，乡间谣诼纷纷，说是“战争将要停止了”。后来戚墅堰的机器修复，不然的话，日军的步哨以及汉奸们的安全，必然大成问题。

　　据南京来人说：“南京供电采分区停电制，但是分得很不平均，夫子庙一带供电的时间较多，其余各区甚至几个月夜间不见光。”

　　我们亲眼看到这种情形，知道战争快要打不下去了！然而，这种情形仍然维持了两年之久，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

　　我有一个打火机，家中还贮有一小罐电油，是我专用来加打火机的，我常把那个打火机放在手中玩弄，当时见者都很稀奇。

　　那时期，街道上出现了无数单车（上海人称脚踏车），连许多舞女也骑了脚踏车上舞厅，十大电影女明星，由张善琨（上海滩的电影大王）各赠一辆。此时还出现了奇形怪状的交通车，最别致的一种叫做“孔明车”，坐的人在前面，后面就是踏车的人。

　　至于公用车辆，如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等，初时依然行驶，不过数量极少，坐的人挤迫不堪，公共汽车都是英国制的红色大车，有单层有双层。但不久这种公共汽车又全部被日本人征用，开出上海之后，从此就没有驶回来。

　　（：：选自《抗战时代生活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５月　定价：３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