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又走入人群中，继续从那些紧握在无数只手中的照片里，辨认其他熟悉的面孔。所有的照片都被握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似乎这样希望才会更大一点。

　　那是１９４４年１２月的一天，天气寒冷而阴郁。雷默默地走出位于波兰北部的集中营大门，从此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

　　“好久不见！”我们冲着雷喊，他肩膀上挎着一个行李包。他咧着嘴笑了笑，回答：“是啊，你们这些家伙！真希望能带你们大家一块走。”

　　雷之所以被放出去，是因为当他的轰炸机一年前在德国上空被击落时，他的左手臂严重受伤。德国人认为，雷再也无法使用他的左手，于是他作为被交换的战俘遭遣送回国。

　　而我却不得不留在这个充满绝望的地方。我驾驶的Ｂ－１７轰炸机是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日被击落的。在家乡，我那可怜的父母被告知我“在执行任务时失踪”。直到１９４５年２月，他们才正式接到通知，得知我已受俘，被囚禁在德国某处。就在当月，我母亲在读《洛杉矶时报》时，得知国防部正在召集战俘的亲戚举行会议，商讨关于战俘在监狱中生活和待遇等事宜。这个会议安排在洛杉矶某个礼堂里举行。于是，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成了我父母生活的全部内容。

　　那一天终于来了，６位昔日的战俘坐在灯光明亮的主席台上。他们轮流发言，礼堂内鸦雀无声，所有的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雷是这６人中的一员。等他们全部发言完毕，一位负责人宣布：“接下来他们可以和大家交流，辨认你们带来的亲人的照片，他们有可能会认识其中一些人。”随后，那６人从台上走了下来，所有的听众都不顾一切地挤向前去，手里高高举着他们失踪的儿子、丈夫或爱人的照片。

　　事隔多年以后，当我的父亲向我讲起那天的事，仍然感慨万分：

　　“从我们接到电报，说你在执行任务时失踪那一刻起，我和你妈妈就有种不祥预感。但是，是那些坐在台上的小伙子们给了我们一线生机。我们想，也许一切还会恢复到从前。我看这个人一边从围在他身边的人群中挤出来，一边看着数以百计的伸到他眼前的照片，一个劲地摇头，不停地说，‘对不起，不认识，对不起，不认识。’当他走到我和你妈妈面前的时候，我再一次觉得心在往下沉。但是当我拿出你的照片时，那个小伙子突然咧开嘴笑了，他的嗓音突然大起来：‘嗨，那是比尔！’”

　　爸爸说，当时他强忍着眼泪，哆嗦着问：“他还好吗？”

　　“是的，他很好！”

　　雷肯定的回答让我的父母松了口气，从１１月以来一直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放了下来。　然后，雷又走入人群中，继续从那些紧握在无数只手中的照片辨认其他熟悉的面孔。所有的照片都被握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似乎这样希望才会更大一点。

　　那夜，在回家途中，爸爸和妈妈相拥而泣，他们的耳边回荡着那几个让他们充满希望的字——“是的，他很好。”

　　我将永远感激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的雷·库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