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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踏足中国，不仅打破了两国之间长达２０多年的敌对状态，而且还使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兀然鼎立，从而直接加速了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访问，时间也只不过一个星期，但整个世界的演变方向却因此而转变。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依稀听到那段历史的回响。
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相比，当今世界的面貌已大不相同。中国人正享受着３５年前所不敢奢望和想象的东西，包括相对的自由和相对的繁荣；中美两国再也不只是相互借力的临时盟友，而是利益重叠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战略伙伴。
“就像尼克松访问中国”，这句话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国际外交中的特定用语。用大智慧、大魄力、大战略去面对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中的经典范例。
尼克松原本是一个极端反共的政治人物，他对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狂热，与当今美国政坛上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并无二致。他后来之所以自我背叛、自我否定，并且作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外交决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实主义降伏了意识形态，国家利益超越了政治浪漫。
只有尼克松才会前往中国，只有现实主义者才能走到中国，也只有现实主义者才不会“失去中国”。在纪念尼克松首次访华３５周年的今天，笔者不妨尝试作出这样的总结。
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历任总统，凡是在对华关系上有所建树的，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抛弃了超现实的外交思维，使对华战略走上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从卡特、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直到现在的小布什总统，几乎所有人都企图迫使中国按照华盛顿的意愿进行改变，但结果无一成功，反而是美国首先改变了自己。
现实主义的对华战略和手段，决定于对中国未来予以现实的评估和期待。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决策者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一是要归结于越俎代庖的旧殖民心态，企图替中国人制定政治日程；二是要归结于对中国进行一厢情愿的解释，要么是予以超理想化的期待，要么是刻意予以歪曲和丑化。其结果是，对华政策不能做到恰如其分，而对本身利益的关注也因此失焦。
环顾世界大国，在与中国交往时最容易感到沮丧和挫折的，一般都是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抱残守缺者。美国副总统切尼最近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访问期间，严厉斥责中国是个威胁，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对此作出的评论，以及澳大利亚近年来一直刻意在中美之间走中庸之路，就非常现实和务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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