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和美国等地有很多人谈及“穷忙”的问题，他们所指的“穷忙”，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而忙，却在盲目地乱忙一通的“穷忙”，而是指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的企业都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为减低各自的经营成本，提升管理的弹性，各国的雇主们开始起用大批临时性、短期性或派遣性等非典型员工。虽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正规员工没有多大差别，但他们的薪水与福利都比正规员工差一大截。因此，有些学者称这种非典型雇用的员工为“穷忙”，也就是说他们很忙，但仍然是很穷。
不过，我在此处所指的“穷忙”，也不全是指非典型雇用的员工，他们也可能是典型正规的员工。我们此处所指的是近年来所出现的工作时间上的一种不公平现象。
１９８０年，在台湾，一个薪水高的员工，他的工时就较长，薪水低的员工，工时就较短。比如在１９８０年，每小时工资率最高的那１０％的员工，他们平均每小时薪资是３１６．９元新台币（约合７６元人民币），平均每周工作５２．５小时；而薪资最低的那１０％的员工，他们的平均时薪是６１．８元新台币（约合１５元人民币），平均每周工作４９．７小时。
但这种现象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改变，到１９９０年，时薪资率最高的员工，他们平均时薪资是３４６．８元新台币（约合８３元人民币），每周工作４７．８小时；而时薪资率在最低１０％的员工，他们平均每小时薪资是６６．６元新台币（约合１６元人民币），每周工作５１．４小时。换言之，高薪的员工，工时变短；而低薪的员工，工时却变长了。到２００５年，高薪的员工平均每小时薪资是８１９．８元新台币（约合１９６元人民币），平均每周只工作４４．４小时；相反，低薪者平均每小时薪资是８０．２元新台币（约合１９元人民币），平均每周工作５１．５小时。
也就是说，在１９９０年，台湾薪资率高的那１０％员工，他们平均时薪是最低薪资员工的５倍，他们的工时是最低薪资员工的９２．９％。但到了２００５年，两者的时薪资率差距扩大到１０倍多，而最高薪者的工时却降到最低薪者的８６．２％。其实，“穷忙”与“富闲”之间，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差距，可以吸引员工向适当的职业、产业与地区流动，它有调适人力分配与人力运用的功能。但是，如果这一差距太大，则会造成所得分配不均与人力资源分配恶化，其主因是，高薪的员工人力资本高，他们可是利用短工时节省下来的时间不断去进修和学习，进而提高人力资本，薪资也便跟着水涨船高，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与之相反的是，低薪资的员工人力资本低，而长工时又使他们没有时间去进修，因而，陷入了一个低人力资本、低薪资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政府虽然提供了很多职业训练的机会，但参与此类训练的都是一些学历较高、薪资较高的员工，而不是低学历、低人力资本的员工。这么看来，政府除了要为人们提供大量的职业训练机会以外，也要在“穷忙”与“富闲”的问题上，拟订一个适当的政策。近几年来，美国、日本与韩国的政府在工作时间问题上，都采取了一些新政策。看来，台湾也应该在相关工时规范上，做一些相应的修改。
（原载台湾《远见》杂志）
